同中共三代領導人共商民主--美國前總統卡特推進中國民主發展10年路

一個心願的三次表達

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會晤中，卡特表達了一個真切希望：「主席先生，據我們瞭解，在中國70萬村莊中，有40％村民委員會選舉是依照法律進行的，40％做得很一般，另外20％做得不好甚至沒有做。我個人有一個要求，希望你能夠關注村委會選舉這件事，通過你和政府使中國所有的村莊都能依照法律進行選舉。」

這是卡特第三次向一位中共最高決策者表達渴望中國民主進步的心願。

早在1981年，卡特應鄧小平邀請訪問中國，小平問卡特有什麼個人願望想要提出，卡特表示，希望中國能讓人民選舉他們的領導人。1982年，中國修改憲法，卡特驚喜地看到，新憲法提出農村實行村級民主選舉。5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實施。同年，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預期：「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
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1996年，斯坦福大學教授、中美建交的重量級人物奧克森伯格博士告訴卡特，中國正在廣泛推行村民委員會選舉，卡特隨即給江澤民主席去信，表示願意幫助中國宣傳民主，把中國基層民主選舉的成績介紹給國際社會，江澤民接受了卡特的好意。翌年3月，中國國家民政部迎接了第一個卡特中心中國村民選舉考察團。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
》報導了這次考察，在美國社會引起關注。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副總統戈爾聽取考察團的情況介紹後，在記者會上以村民委員會選舉的事實，稱讚中國在人權上取得的進步。

同年7月，卡特在北京會見了江澤民主席，切磋村民自治的偉大意義。1998年，江澤民到安徽五河縣考察村民代表大會。在那裡，他將村民自治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相提並論，稱之為共產黨改革20年中國農民的三個偉大創造。這一年的11月，《中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

「這些發展與卡特總統的努力都是分不開的。」民政部一位多年與國際組織合作進行村民自治項目的專家說。

此次卡特在中國新一屆政府施政後訪問北京，向胡錦濤主席表達對中國依法推進村民自治的熱切期待。

「我們是依法辦事。」胡錦濤回應，「我們將通過執行法律，通過執法教育、培訓，把村委會選舉做好。」

胡錦濤並且告訴卡特，中國要搞民主，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村委會選舉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國家大，人口多，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歷史包袱沈重，中國的改革必須根據國情精心設計，一步步地探索。

「胡錦濤的回答很貼切，符合實際，看得出他對村委會選舉、村民自治的情況是瞭解的。」一位卡特隨行人員這樣說。

卡特親自打電話「化緣」

1997年7月，卡特在北京會見民政部長多吉才讓，商討改進村委會選舉，邁開了雙方的合作之路。翌年3月，卡特中心與民政部簽署了雙方諒解備忘錄。迄今，卡特中心已投入人民幣1000多萬元，幫助民政部開展各種村委會選舉項目：

對完善選舉提出意見。自1997年以來，卡特中心代表團先後多次在福建、河北、遼寧、吉林、湖南、湖北、江蘇、重慶等地考察村委會選舉和鄉鎮選舉。考察中，他們及時不斷地和民政部、全國人大以及地方官員討論選舉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辦法。

1998年，全國人大修改並通過了《村委會組織法》，新法吸納了卡特中心的一些建議。

建立選舉數據統計系統。卡特中心在美國籌資，幫助民政部在福建、湖南、吉林、陝西四省建立選舉數據統計系統。電腦數據採集使各村的選舉程序及結果通過網路迅速傳送到省廳和民政部，幫助他們及時掌握情況，判斷各地選舉的合法性。這一系統也為民政部和卡特中心研究選舉程序標準化、開展選民教育提供了相對可靠的依據。

培訓地方選舉幹部。1998年11月，卡特中心協助中方在湖南長沙培訓了158名市、縣選舉工作幹部。第二年，他們又在河北保定舉辦培訓班，組織220名市、縣選舉工作幹部學習村委會選舉組織法和選舉規程。

安排中國官員到美國觀看選舉。從1998年開始，卡特中心先後數次安排中國官員到美國觀看總統大選、國會選舉以及地方選舉。到訪的官員親眼目睹了美國選舉的生動場面，從中借鑒到不少選舉程序方面的做法。

宣傳介紹村民自治。卡特中心研究人員多次在《紐約時報》、《亞特蘭大政憲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發言，介紹村民自治給中國人權帶來的進步，反駁極右勢力對中國的抨擊。2002年7月，卡特中心建立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用中英兩種語言廣泛介紹中國村民自治，網站目前已收集文章近3萬篇，日點擊量最高可達
6000次。

開展基層選舉學術研討。近兩年來，卡特中心和國家民政部、中央編譯局、深圳大學等單位先後多次就基層選舉舉行研討會。近日，作為《村委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5週年紀念的一項重要活動，卡特中心發起並出資，和民政部共同召開了村級選舉及自治機制徵文頒獎典禮暨研討會，共評選出一等獎3名、二等獎5名、三等獎10名，獎金分
別為人民幣5000元、3000元和1000元。這次活動「不惜以高價買大家的智慧和策略」，推進村民自治再上一階。民政部一位官員說。

6年來，卡特在美國親自打電話「化緣」，找企業、基金會為中國村委會選舉項目籌集資金。他還三次來到中國，與國家最高領導人會晤，出席村民自治有關活動。2001年9月，卡特親自率團到江蘇周莊考察村委會選舉。那次考察，卡特中心印發了5萬冊《中國村民委員會選舉規程》給地方政府，藉以宣傳選舉程序，推動選民教育。卡特並前往北京，為「村民自治與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國際研討會揭幕並講話。此次卡特再度來華，為村級選舉及自治機制徵文頒獎典禮暨研討會致詞，並為徵文獲獎者頒獎。他還會見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雙方簽署了備忘錄：加強互相交流，在規範鄉鎮人大選舉上互相合作。

「雙方默契得就像一家人」

在9月8日的頒獎會上，民政部長李學舉稱讚卡特中心與民政部長期合作的成功：合作形成合力，合力才能大眾受益。

然而，合作並非一帆風順。雙方最初互有保留，中方一些官員對卡特中心代表團頻頻前來考察不無疑慮。「一開始彼此不太信任，」民政部基層政權司副司長詹成付坦言，「我們擔心美國人居心不良，看他們政治鬥爭的觀念還比較強。他們有人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架勢更加重我們的疑慮，在心理上有一種排斥。這很正常，如果沒有我倒覺得是
假的，因為誰也不可能超越歷史。現在我們在原則問題上也不會讓步，但在心理上親和了很多。」

卡特中心中國選舉項目副主任劉亞偉同樣坦率：「一開始有戒備，互相搞不清對方。大家都知道要做事，但在做的過程中怎麼才能相信對方？我們資助你們，但事情能不能做好？合作了幾次知道他們真的在認真做，感到放心了。」

還有中美關係大氣候的影響。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都給雙方合作帶來了一些不利。「雖然我們是非政府組織，使館被炸後也還是受到一些影響。那年6月我來北京，整個情況都不太對付。」劉亞偉說。

1999年卡特在出訪途中順路去了臺灣，美國媒體藉機炒作，卻因卡特拒絕與臺灣官方接觸而不了了之。然而，原定民政部一位高級官員的赴美訪問還是因此被取消。

儘管如此，經過不斷的切磋、磨合，雙方慢慢取得了互信。一方盡心盡力地推進村民自治，另一方誠心誠意地給予支持。

合作分為兩個階段。中方開始是出於對外宣傳的考慮，透過卡特中心把中國的情況真實客觀地介紹給世界。「當時美國輿論不斷詆毀中國，國會一年一度審議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我們需要通過有國際聲望的組織來化解矛盾，增進共識，團結朋友，為經濟建設贏得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詹成付副司長介紹，「卡特中心的地位是別的NGO組織比不了的，本身的地位高，又是搞民主的機構，有民主問題專家，到全世界各國觀察選舉。這種角色決定了他們的權威性，他們說的話別人認為貨真價實。他們不斷派團來中國看選舉，把真實情況介紹給國際社會。不要以為共產黨中國只是鬧革命、吃飽肚子，中國還要民主。儘管我們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但還是在做、在追求。在做就是一個好開端，就能說服很多人。」

2000年，雙方的合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方藉助於卡特中心的經驗和提供的資金，規範村委會選舉程序，提升選舉質量，到美國觀看選舉。「美國200年，在民主機制、技巧上已經比較完善，有這樣一個政治文明可供借鑒，我們為什麼不去看看，不去學學。」
詹成付說，「就中國村民選舉投票站的程序而言，跟美國的總統大選是一樣的。他們的秘密劃票間挺好，是資本主義的嗎？搬到中國來照樣適用，不影響選舉的性質，卻能制止宗族勢力操縱。我跟老百姓說，他賄選，給你錢你就拿著，給你飯你就吃，給你酒你就喝，但走進劃票間堅決不要選這種人。這種人不把當選放在誠實上，放在平常為老百姓辦事上，競選動機是不純的。現在給你兩塊錢，上臺後變本加厲，200塊、2000塊地撈。秘密劃票間起到保護你的作用。」

民政部的官員認為，雙方的合作之所以能持續下來，取決於三個原因：第一，起點比較高，是江澤民和卡特互通信件後交給民政部來做的。第二，項目有成效，成為中國民主的一個窗口。6年中，透過卡特中心的考察，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要媒體都來中國，看到底有沒有民主，回國後發表了大量正面報導。美國國會和民眾瞭解到中國在變，在農村搞民主選舉，朝野上下支持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力量強勢。「第三，與卡特本人、卡特中心主任哈德曼、項目主任斯特里布、副主任劉亞偉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詹成付說，「他們給我們帶來了各方面的效益和良好的宣傳效果。這個成功是一個綜合體，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個共同結晶。部領導見到卡特說話非常敞開，非常好。」

「雙方默契得就像一家人。」民政部一位村民選舉專家說。

對於中共高層的開放度，雙方的評價都很正面。「民政部很開放，民政部開放到這種程度高層不會不知道，高層不讓他們做他們也做不成。」 劉亞偉認為，「這和中國的整個大氣候有關係。現在全國人大、民政部跟這麼多國際組織合作，世界銀行、UNDP（聯合國計畫開發署）、歐盟在中國都有無數個項目，這些證明我們過去閉關鎖國的那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詹成付說：「倒退10年、20年這種合作是不可能的。部裡態度是積極的，但部裡不是孤立的。能夠合作6年，除了有成績以外，也說明高層認可這件事。江澤民主席到布希家鄉訪問，短短一兩千字的講話，中美之間那麼多事情，還把村民自治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站在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來看，不管是上屆政府還是這屆政府都需要一個安定、寬
松的國際環境。這種環境從哪來？除了政府之間的合作交流溝通外，也需要通過非政府組織、美國前政要多做一些爭取理解的工作。通過這樣一些合作達成共識，對我們的其他工作都有好處。有好處政府為什麼不支持？自然是持積極、開放的姿態。況且中國加入WTO後，國際合作的趨勢不可阻擋。」

卡特最可貴的是願意去理解

熟悉美國外交史的人都知道，第一個把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核心的總統是卡特。1977－1980年卡特主政白宮時，即把美國外交的重點由東西對抗轉為南北對話，把人權同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命運相聯繫，努力改善西方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關係，以求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退任後，他建立了卡特中心，繼續促進世界和平與人權。他
認為世界各國人民都有吃飯、醫療、享受和平以及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他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中國，十億人民的權利成了他的使命。

1993年，克林頓入主白宮，將人權作為對華政策的重中之重，導致了他第一任內中美關係的多事之秋。中國官方、民間對美國國會和媒體的打壓、鼓噪強烈不滿。1996年，中國偏激的一代青年激言：「中國人可以說不！」《中國青年報》調查顯示，80％的中國青年認為，美國在世界上真正想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霸權，90％認為美國對中國採取
了霸權主義政策。

然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卡特投入中國村民自治，為9億中國農民行使民主權利風塵僕僕上路。

在此前後，另有一些國際組織與中國合作推進村民自治，但都沒有產生卡特中心的影響。歐洲某官方機構投入巨資，以「人權對話的一個橋樑」為由尋求參與，被中國政府婉拒，不得不換一個說法重新叩門。卡特中心為什麼能在眾多國際組織中一枝獨秀？

卡特這位人權外交的開創者何以能夠成為北京中南海的貴賓？

首先是卡特對中美關係的突出貢獻。卡特常說自己和中國有緣，生日是10月1日，第一次隨軍艦到中國是1949年。據他說，第一次聽說中國時，他還是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在他家鄉喬治亞的教會裡，最受尊敬的人是去中國的傳教士。那時他每星期捐給教會5分錢，為中國辦學校和醫院。從那時起，他就對中國產生了好感和濃厚興趣。

入主白宮後，卡特頂著朝野上下反華親臺勢力的重壓，邁出了尼克松和福特未能邁出的一步，與中國正式建交。「每每提及這些卡特自己都很高興，我們也有一種親切感，畢竟他是中美外交的奠基人，歷史情結對我們的合作肯定有影響。加之他這些年的誠實守信，包括在臺灣和一些國際問題上對中國的支持。」一位中國官員說。

據介紹，卡特稱中國的村民自治「很偉大的事業」。每次卡特中心開員工會或是董事會，他都要談村民自治，以及它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東亞乃至世界和平的關係。中心每次新來實習生，卡特也都要介紹中國選舉項目及其意義。

對於人權和民主，卡特深信不疑。但他不僅有民主理想，還有民主品格。他不惟我獨尊，更不強加於人，而是以寬容理解的態度去傾聽，再以實實在在的善舉去爭取。

「他最重要的理念是和平、友善、平等，最為可貴之處是willing to understand（願意去理解）。」卡特身邊一位工作人員說，「雖然有很強的信念，但他儘可能地去理解別人的處境。這次在北大演講，有學生問他，你是怎麼令人信服的？他是盡最大努力去勸說別人做一件事，在別人還不接受的時候，以寬容、理解、大度來對待。」

對於中國和中國領導人，卡特抱持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後，卡特中心向民政部致電錶達歉意，支持中國政府的正義立場。胡錦濤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卡特向他致信祝賀。「要不是他提醒，我們想不到一個非政府組織要給中共換屆送賀信。」那位工作人員回憶。「胡錦濤回信說，中國將在今後20年，全面建設惠
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請卡特有機會到中國來看看。回信很快，很親切。」

「這次在北大，學生在提問中幾次逼他，想讓他說中國沒有這個，沒有那個，」工作人員又說，「卡特說，我來這裡不是要批評中國，我覺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已經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他講到美國當年的種族歧視，說那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系統，但都是在法律之下，都有法律規定。『你們不是要法制嗎？
我們美國當時有法制，有完美的法律，但卻是完美的不正義。』講得循循善誘，而不是咄咄逼人，更不是高高在上。」

對於中國和中國領導人，卡特有一個瞭解的過程。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卡特問小平，能否讓美國牧師到中國傳教，小平拒絕了他的提議。1981年他應鄧小平邀請訪問中國，再次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允許《聖經》和傳教士進入中國。小平承諾了宗教信仰自由和解除對《聖經》的限制，但是明確表示「我們不要外國傳教士」。

此次來訪，卡特在同民政部李學舉部長的談話中反覆提及鄉鎮改革問題，問能否把村委會選舉向上再推一階。李學舉回答，對鄉鎮選舉目前尚未達成共識，學者們在討論。中國鄉鎮體制改革目前主要是鄉鎮合併，已經將7萬多個鄉鎮合併為4萬多個，還要再合至兩三萬，以減少官員，減輕農民負擔。在隨後與胡錦濤主席的會談中，卡特沒有
提及鄉鎮選舉的問題。

卡特正是以對中國國情的充分理解，對改進村民選舉的積極建議，以及在經費和技術上的大力支持，贏得了中國合作者的尊重。

「他確確實實是個平民總統，平易近人。」詹成付稱道，「今天吃飯專門把廚師叫來一起照相，想得很週到，對人很尊重，而我們一些退休的縣長還擺架子。說人家資產階級政治家那一套是虛偽的，他虛偽你不虛偽，你把人家那套拿來做做行不行？他和我們合作很平等，從來沒有附加任何的政治、經濟條件。而且事實上都是由我們來操作的
，他只是建議，這樣做行不行？而不是說你必須這麼做，不然我就終止合作，從來沒有。沒有強權、威脅，這也是我們的合作能夠堅持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與卡特中心的合作可以成為所有項目合作的楷模。」

卡特不止一次說過，中國的村民自治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業。」這事業造福於9億中國農民，也凝聚著一大批中外追求者。

中國人民感謝一切為他們踏踏實實做事的人。

來源:《鳳凰週刊》總124期 200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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