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看起來很冠冕堂皇的理論，叫「殺反革命」。凡敵人皆該殺、可殺。革命是正義的，光明的，殺反革命也是合理的，正義的，光明的，即使把不該殺的人殺了，也不過犯了一點小錯誤，是可以原諒，可以理解的，因為是出於革命義憤，這是在中國盛行的一種邏輯。
但問題的可怕之處是什麼呢？這敵人是你自己可以定的。誰是敵人啊？是有很大的彈性的。所以魯迅就說了，中國人殺人的一個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呢？是先宣布你不是人：「皇帝所誅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我要殺你，先把你開除「人籍」。你不是人，我殺了你就沒關係了。本來殺了人總會有心理負擔，現在殺的不是人，就心安理得了。所以總要宣布別人是「反革命」，好像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
還有一種更可怕的，它把「殺反革命」泛化為「殺非革命」，把人分為兩類：「革命」與「非革命」，「非革命」也得死。這比前幾種更不得了。其結果就變成了什麼呢？所有異己者都該死。因為別人革命不革命，是由自命的革命者自己定的，其實就是異己者都該死，這是中國的一個很可怕的邏輯。而每一次「革命」都要成批成批的殺異己者。用革命的名義殺人是非常可怕的。大家不能理解紅衛兵為什麼殺人，其實這非常簡單，因為紅衛兵從小生下來就聽一個故事：「農夫和毒蛇的故事」，就是時刻要記住何為自己的敵人，何為敵人的朋友，而敵人與敵人的朋友都是該殺的。從小灌輸到十七八歲，充滿著對「敵人」的仇恨，充滿懲罰「敵人」的嗜血的渴望。
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號，北大隔壁101中學的學生討論：怎麼「革命」法？要找敵人啊，敵人是誰呢？有個同學想起來了，學校有個體育教員，這個體育教員是個歸國華僑，有海外關係，就可能是個特務。第二，他有男女關係問題，是個壞分子。這樣一分析，這位體育教員就變成了「反革命」，而且是雙料的，對他進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天經地義的了。年青人（還有些年長的老師）的「革命義憤」就這樣找到了發泄的對象。於是革命師生懷著革命的一腔豪情，懷著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將這位體育教員抓起來，把他扔在學校的池塘裡，然後全校的老師和同學就歡呼著看著這個老師在池塘裡掙扎。這位被視為「敵人」的老師幾次掙扎出池塘邊，這些紅衛兵就拿石頭把他打下去。最後這個中學體育教員終於沉沒了，在全校師生的歡呼聲中死去了。這樣的在「革命的狂歡節」裡的慘死，是令人震驚的。這些孩子（即使在他們已經長大成人的今天）甚至沒有感到自己手上有血，因為他們是以「革命」的名義殺「反革命」，而且是集體的殺戮，個人是從不負責任的（所謂「法不責眾」）。
請看這些血的數字：在北京大興縣，宣布凡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都要斬草除根，一個不留。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開始，到了九月一號，僅僅三天，這個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就有三百二十五人，滿門抄斬二十二戶，年紀最大的是八十歲，最小的三十八天。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號，「中央文革小組」陳XX在唐山一次講話時宣布，解放前我們黨的冀東黨組織可能是一個國共合作的黨，可能是一個叛徒黨。他這一句話就造成在全縣範圍內大抓「叛徒」，結果受到迫害的達八萬四千餘人，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死亡，七百六十三人致殘。還有湖南道縣，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號到十月十七號，歷時六十六天大殺人，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一千五百九十個生產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其中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被殺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殺的三百二十六人。也在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達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殺的是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迫自殺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致殘致傷二千一百四十六人。
而被殺的是什麼人呢？都是被宣布為敵人的人和他們的親屬。在死亡人數當中，「四類分子」三千五百七十六人，佔39.33％，「四類分子」的子女四千零五十七人，佔44.63％，被殺的未成年人八百二十六人。最大年齡七十八歲，最小的僅僅十天。這樣聳人聽聞的殺人，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的六、七十年代，這確是使人震驚的。可怕的是這是在「殺反革命合理」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領導，有計畫的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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