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謀"——1957 (下)

　　我們編輯分工，除我總攬全局，著重抓一版社論及要聞版外，欽本立同志協助我工作，並全面掌握二三版的學術論文，貫徹"雙百方針"。欽已兼任本報黨委書記，他還經常聯繫北京辦事處的工作，幾乎每晚必和浦熙修同志通電話，有時還向《人民日報》聯繫。副刊各版由柯靈同志負責領導，劉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聞版版面，各外勤新聞組則由唐海同志負責。我還接受鄧拓同志的建議，派記者赴各地採訪，撰寫旅行通訊，如派黃裳同志赴滇，宦邦顯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寫出了極有內容，極精彩的報導，並就地組織了作家撰寫作品，受到廣泛的歡迎。這就是後來指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證，這是後話。

　　鄧拓同志曾前後給我三封信，表示讚揚（後來這些信都被報社運動辦公室撬開我的抽屜搜去）。欽本立同志赴京把關係正式轉來時曾對我說，鄧拓同志曾對《人民日報》同志說，應當全力支持《文匯報》及俄文《友好報》。我當時除由衷的感謝外，也體會到他如此支持我們，因為他目光遠大，著眼在我國新聞事業的革新與不斷前進，他真不愧一位學識豐富，有膽有識的中國現代新聞界先進人物。《文匯報》當時的一點成就都和他的啟導和鼓勵分不開的。

　　回顧在我主持《文匯報》的30年中，認為有兩個黃金時期，令人難忘。一個是抗日戰爭後，從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這一段時期，另一個就是那復刊後的《文匯報》，直至黑風匝地而起為止。不論版面內容的充實，生氣蓬勃，也不論是編輯部陣容的整齊，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沒有好下場"，留下令人難忘的記憶。

　　1957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 我接到市委宣傳部的通知，要我於翌晨去參加在錦江飯店舉行的一個座談會。內容沒有說明，只說會議很重要，必須本人準時參加。第二天，我去參加，有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電影界代表人士，陳望道、陳平守、傅雷、周煦良、孔羅孫、周信芳及金仲華、舒新城、趙超構、吳永剛、石揮等都到了，還有一個宣傳部文藝處的幹事姚文元（當時文藝處長為張春橋），《解放日報》總編輯楊永直，也參加。由石西民部長作簡單講話，說："中央即將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並邀請黨外人士一起參加，今天到會的都是黨中央邀請的對象。因時間倉促，我們昨天才得到中央電告，務望各位同志原諒。我們已定好車票，今晚某時的某班火車出發。各位辛苦些，會畢即料理公事業務，整理好行李，以便準時登車。"上車時，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車上招呼。按他當時的地位（更不是聞名），似乎和其他去參加者不相稱，我想大概是作為部裡的幹部去開會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幹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門外百萬莊招待所裡。當天下午，即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為之興奮的下面一段話，是："國內形勢是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聽到他講話時，不時引起轟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馬寅初等同志插話一直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後來老先生的兩類矛盾出來了，到發表時又加了一段，說："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段話講話時沒有，是文章發表時加進去的。

　　我們那天回到百萬莊，第二天上海小組分組座談，康生這時特地來作了啟發報告，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以後我們又與各界代表按界分組座談意見和體會。聽說也有不少代表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尚有疑慮，有時有人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電影名演員石揮同志還以滑稽的口吻說，這正如電影《甘露寺》中所的："賈化。"

　　3月10日下午， 我飯後在燈市口一帶散步，剛回到北京辦事處，《解放日報》的楊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著，說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見我們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處找不著你，現在趕快坐我的車去吧。我沒有坐定，即相攜登車，赴中南海。到了一處院落，院牆粉刷陳舊，一丈間客廳中間放著一張長桌，四周圍著座椅。我被引到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等在門口。聽到康生一一介紹，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接著慈祥地對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
找你們的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看看其他報紙。"毛主席的讚賞使我心中湧上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我們大概已是最後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鄧拓、金仲華、王芸生、趙超構及舒新城，其他還有幾位我不認識，反正沒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首長在座，也沒有中宣部的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僅有康生陪同接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著金仲華同志，鄧拓同志坐在我對面。康生先說："今天毛主席全天邀約新聞出版界的朋友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地說："鑄成同
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錯誤，抓鬆了犯修正主義錯誤，請主席指示，該怎麼掌握。"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也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會學進去，像瓶子裡裝油，倒出來總會留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克思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
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他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克思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主席這最後的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麼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說他片面性較少呢？接著我發言的是金仲華同志，他認為政府對報紙控制太緊。自從各報開展"雙百方針"宣傳後，各報的讀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額配給白報紙，困難越來越大，希望主席瞭解此情況，讓有關方面設法減輕出報的困
難。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好解決，有關部門當然也有他們的困難，我不具體瞭解。"正在這時，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錢俊瑞同志夾著一個皮包，匆匆趕到，進入會場。毛主席很風趣地說，錢武穆王的後人來了，這個問題請他給你們解決。錢俊瑞同志開始有些惶然，經主席扼要說明問題，錢俊瑞同志答應向各方面瞭解，適當增加各報的白報派配額。以下還有幾位提問，主席一一作了答覆，內容摘要載於《://www.yzblive.com/news/gb/tag/毛澤東 target='_blank'>毛澤東同志與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後來毛主席問到："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沒有？"我說："我體會'雙百方針'在政治思想上說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說的不對，慢慢再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就是高價批評。"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說下去。"我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判相當尖銳，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見的。我們故意放一放，讓人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展開討論，但在上海卻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主持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應付。"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這樣批評反批評的小結，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週到，我完全同意。"

　　接見約談了兩小時。我們辭出後，我立即趕到北辦，向全體同志詳細談了毛主席對《文匯報》的評價，以及主席對出版新聞界的講話。當時由記者姚芳藻同志詳細記錄，當晚即密封一份給上海。北辦人員聽了很鼓舞。

　　那兩天毛主席分別接見了教育界、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十二號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體代表開會，由陳望道同志匯報毛主席接見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談話，徐平羽同志（當時上海文化局長）匯報毛主席接見文藝界代表的情況，我則匯報毛主席會見新聞出版界的情況。記得姚文元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邊，我匯報完畢落座後，曾低聲對他說："主席還表揚你的文章呢。"他臉紅、點頭，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聞界曾舉行小組討論會，我曾去參加，到的遲了幾分鐘，主持會議的鄧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說道："鑄成同志，請你多發表意見。"我說："我實在想不出
什麼意見可提。"所以這次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無論大會或小組會我都沒有發言。

　　在大會期間，鄧拓同志即告訴我，中國新聞記者訪蘇代表團即將在本月出發，團員人選已經決定，請你任副團長。我很感惶惑，怎當此重任呢？後來想有團長在，我挂個空名，大約也負不了什麼責任，就欣然答應了。

　　這篇文章是專門談1957年那場陽謀的詳細經歷，我們訪蘇的見聞我不想多談。簡單談些我印象較深的幾件事和蘇聯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們剛到蘇聯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後剛剛上臺的卡達爾到蘇聯訪問。蘇共中央特為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歡迎酒會，我們應邀參加。走近主席臺時，看清楚幾位蘇聯領導人如赫魯曉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及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滿面。真想不到，我們回去不久，蘇聯即發生所謂"五月會議"，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魯曉夫指為反黨分子，從此被趕下了臺，或貶居、或降職。

　　在那次晚會上，還會見了不少蘇聯作家，如西蒙諾夫、波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總理出了不少力，卡達爾對中國很感激。當蘇聯朋友把我們向卡達爾介紹時，他對我們熱情地握手，還和我擁抱。

　　第二件事情是赫魯曉夫的會見。在臨走的前幾天，陪同我的蘇聯外交部人員說，赫魯曉夫可能要親自接見你們。會談後，就在他的辦公室裡合影留念。合影時，我靠他站著，他還挽了我的手。"文革"時，這張照片害我吃了不少苦頭，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指為我的反革命罪證之一，使我多嘗了噴氣式的味道。

　　那時國內整風運動已全面展開，鳴放已入高潮，大家認為這是難得的機會，如當年延安整風一樣，怕錯過鍛練改造的好時機。

　　我們決定5月9日回國。這次訪問歷時四十四天，收穫不少。加上回京後又處理了幾天事務，那時所謂的鳴放，已接近尾聲。在莫斯科看到《文匯報》，認為有些標題太尖銳，火氣太大，根據我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有些題材尖銳的新聞，標題應力求平淡；而內容一般的，標題則不妨打扮得突出些。這是編輯的一般常識，為什麼《文匯報》這一段如此火上澆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欽本立同志通了長途電話，說了我的看法，問他為什麼標題火氣如此之大。他對此含糊答覆，直到"文化革命"後，原《文匯報》參與編輯的同志告訴我，在那個時期，編輯部負責人幾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匯報》加溫再加溫，原來也是"引蛇出洞"－－"陽謀"的一個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訪了鄧拓同志。先向他匯報訪蘇經過。他說：你們這次出國很成功，完成了任務，加強了兩國人民的友好，任務完成得很出色。我還是說說報紙的工作吧：你們出國後，《文匯報》在貫徹"雙百"方針及幫助我黨整風方面幹得很好，所以很受讀者歡迎。聽說發行數已經接近30萬了。我說有些標題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說：這些是小毛病。接著他對我說："我們《人民日報》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緊。比如我準備一組題目，共十篇社論，報上去後一直沒有消息，寫好的社論稿大部分扣壓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們計畫全搞亂了。接著他悲憤地說
："有時我真想辭去《人民日報）的職務，另外去幹一張報。"

　　留京的最後一個晚上，曾在辦事處設便宴與全團同志歡敘話別，感謝他們的合作。那時浦熙修同志正參加全國政協東北考察團，尚未回京。我向來每次入京，必須訪問的夏衍、姚溱兩位老領導，這次因時間實在倉促，未及拜訪。至於章伯鈞、羅隆基等民盟首腦連影子也沒有見過。飛回上海後即以全部精力寫訪蘇見聞，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無非去報館看看，打算在訪蘇見聞寫完後，正式上班。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參加即將閉幕的上海宣傳工作會議。我說正在趕寫訪蘇見聞，而且《文匯報》現在黨與非黨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沒有什麼意
見可談，堅決地回絕了。第二天白彥副部長又來說，談得很熱鬧，你一定去聽聽，會也快結束了，我們不準備發給你出席證，你拿我的證，下午一定去參加吧。說著即掏出他的出席證交給我。盛意難卻，我當天去了。發言確是爭先恐後，發言的內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黨群之間的隔閡即"拆牆"的問題（聽說這一名詞還是中央某首長我出來的）。記得那天會上，給我印象最深的發言是一位大學校長的發言，說他毫無實權，一切由黨委書記說了算數。他還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有一次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赴京，還貼出了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務由校長代理云云。我由此觸發，要求在第二天的大會上發言。大意說：牆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語言，黨與黨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進行合作。我舉《文匯報》為例，說我和欽本立同志等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率相商，《文匯報》就不存在牆的問題，可見作領導的黨員至少要懂一點本行的業務，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了。現在領導幹部應當懂行，已成為常識，可是我那天的發言卻闖了大禍，被指為"大毒草"，說是"推廣反黨經驗"，而且不久進行"反右"鬥爭，偉大領袖還進一步指出，"外行領導內行是普遍的規律。"當時欽本立同志問我，這個發言要不要見報，我說當然見
報，我認為我問心無愧，一片熱誠想介紹當時《文匯報》黨內黨外坦誠合作的事實，來平息社會上"牆"能不能拆除的爭論。即以後來發明的"動機效果統一論"來檢驗，也是完全站得住腳的。但後來一聲令下，"反右"之風匝地而起，這就成為我的重要罪證之一了。

　　運動是由一位國民黨員寫的一篇文章開始， 接著6月初的 《人民日報》 社論《這是為什麼？》作為序幕。我當時還很坦然，《文匯報》復刊言論方針是經中央審批的。（人民日報》另一篇社論（據說是偉大領袖親寫的）是《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毛主席親口對我肯定並表揚了《文匯報》，可見一個時期是指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以後。而這次會議剛剛閉幕，我就到蘇聯去了44天， 回京到5月中旬，所謂"大鳴大放"已經過去。回滬近5月下旬到6月初，這一號角吹起的時刻，我為趕寫訪蘇見聞，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麼責任呢？我有什
麼可檢查的呢？鄧拓同志十分關心《文匯報》和我，在《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發表前就電告我和欽本立同志採取主動，先自動檢查。我怎樣也不知道如何落筆，到深夜才勉強寫成一篇社論，大意說，我們響應號召，展開了"雙百方針"的宣傳，想不到引起讀者這麼大的響應。這就是被偉大領袖指的"《文匯報》寫了檢查又寫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有些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總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還明確指出，"大鳴大放，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祇有讓他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
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原來一切都是早已部署好的。

　　上海的運動從拋出陸詒開始，市委宣傳部希望我接替陸詒，立功贖罪。我斷然拒絕。過了幾天，由一位復旦大學教授、國民黨立法委員開始點了我的名。我想到風已慢慢刮了，但是還沒有想到雨點會濺到我身上來。欽本立同志說，我們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長。見面後，石西民同志對我說：我是瞭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須請示柯老。於是我們又設法面見這位"一言堂"，他開頭就說：這是不能由您一人負責，我已對欽本立說過，你的一隻腳早踹入右傾泥潭裡了。又對我說："你自己從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讓你下樓。"他說了一段話，使我驚心動魄，他說："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原來他對知識份子是這樣看法，不愧後來被稱為好學生了。

　　正在此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時，曾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們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必聚一次的。雲彬兄嘆氣說：我在杭州已被批過了幾次，恐怕這次在劫難逃了。我還寬慰他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你是人所共知的黨的老朋友，如果我們也被打為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出來擁護黨。雲彬兄慘然一笑說：天下已定，以為不會有什麼萬一了。葉、鄭兩位也說：時局真是有些看不遠，究竟要發展到什麼地點。過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報》刊出一條署名新聞，說我在去年民盟
新聞小組上談過，《文匯報》復刊後將一切聽羅隆基的指揮，真是晝日見鬼。新聞界都知道我這個人很倔強，從來不盲目接受什麼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會這麼笨，當眾說出心裏的打算。但這是一個信號，一場大風雨就要降臨了。事實證明，這也是一個預設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說，"章羅聯盟"的羅隆基與"文匯報"編輯部是右派系統的兩帥，兩帥之間還有一個能幹的女將浦熙修嗎？我翻閱1957年當時的日記，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計畫、有領導、按步驟進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關於綱領性的文件，自然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宏文印成文字時比1957年我們聽到的錄音，大部分已大改動大補充，這是盡人皆知的，鬥爭的對象也一步步有計畫、按步驟推開。就民盟範圍來說，先是創造一個章羅聯盟，集中力量斗章羅兩位，從而涉及浦熙修，然後拋出索涉興教授。在差不多的時間，也以我為中心之一，然後一步步推開到各省市的民盟負責人（名之曰"章羅聯盟代理人"），同時揪新聞界的
盟員，最後牽到基層。鬥爭的方法也非常技巧，當集中力量斗章羅的時候，除積極份子外，已點過名的，也用種種方法威脅，鼓勵他們參加批判揭發，以立功贖罪。

　　7月初， 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同志到辦事處來看我，說：毛主席十分關心我，毛主席昨天接見趙超構同志，他也在座，毛主席特別提到我，說："徐鑄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無論怎麼樣的包袱，丟了就好了"。所以特別叫我來傳達他的意見，我在是年7月2日的日記照抄如下：

　　這幾天的教育對我特別深刻。從來京後，反右鬥爭步步深入，無論什麼場合都是反右鬥爭的戰場。三星期來，我的體會一天比一天深刻，對自己的認識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來京時，還沒有認真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後來經過鬥爭檢查分析，才開始認識了。滿頭大汗，人像掉進水裡一樣，不知怎樣才能安排自己，黨對我還是採取幫助和保護的態度。當時正在《北京日報》禮堂舉行全國記協反右鬥爭大會，每天開一次會，主要是批鬥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黨罪行，對我則為：批判徐鑄成的錯誤言行。顯然有區別，大概我這是被放在火燒階段，而浦熙修則
早以列入打倒對象了。

摘自《國情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