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看中國的抗日電影
瑞典大學的規矩是,老師和學生都遲到,上課時間是8點30,8點40進教室,只有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國家才能慣出這樣的毛病來。吃了幾次早來的虧,我也入鄉隨俗,保證8點45進教室。這一次,教室裡還是空空蕩蕩,於是我泡了一杯咖啡,邊喝邊看比爾.奧古斯特的《斯米拉對雪的感覺》。9點半了,居然還沒有動靜。我出去轉了一圈,整個大樓靜悄悄的,外面的綠地上散落著十幾個青年人,光著身子做日光浴。這情景我在挪威也見過,北歐缺少陽光,是不是有這種規定,陽光好的時候,學生就自動停課晒日光浴?
回到教室,裡面居然坐著一男一女。一見我進來,馬上站起,一齊鞠躬,一齊捧上名片,一齊用英語說:「早晨好,請允許我聽您的課。
不用問,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發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還差。看看他們遞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樹倉一,女的叫完田美子,兩位都在哥德堡大學學中文。男的長尖臉,大眼,八字眉。女的圓臉,細眼,彎眉。兩人都戴眼鏡,三十出頭,大約是夫妻。他們解釋,今天是瑞典的仲夏節,學校放假,他們從網上看到隆德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專頁,知道我在這裡講電影,就從哥德堡趕來,事先給我打過電話,沒人接,就到教室來看看。能碰到我,他們深感榮幸云云。我這才想起來,上週去哥本哈根,臨行前研究中心的秘書問我,學校要放假,我是否願意跟他們一起出去玩幾天?我當時漫不經心地謝絕了。仲夏節是瑞典特有的節日,據說這一天陽光最好。
經過一番交談,知道他們在哥德堡大學研究傳播學。來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聽過嚴家炎的課,在斯德哥爾摩呆了三年,聽過羅多弼的課,還見到過諾貝爾文學獎中文評委馬悅然,他們讀過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說和北島的詩,認為姚是中國古典文學大師,孔是中國當代文學巨匠,北島應該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們來這裡一是旅遊,二是為博士論文做準備。我試著說了幾句中文,他們都聽懂了。
我請他們坐,兩個人鞠躬。剛坐下,高樹又起身鞠躬--問我能不能把談話錄下來,我說沒問題。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著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國記者在日本的觀感--日本人的腰簡直像彈簧一樣,一天要彎成百上千次,人人樂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國記者同樣,對這種形式主義的禮貌並不欣賞--陽光下的屁股比西裝裡的彈簧要真實坦蕩得多。
客套之後轉入正題,高樹扶扶眼鏡:「我們正在準備關於中國電影與國民性的博士論文,聽說您講授中國文化與中國電影,特地來請教。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說他要去美國研究明清小說。與這位同窗比起來,這兩位到瑞典研究中國電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樹又要起身鞠躬,我趕緊示意免了。沒想到按下葫蘆起來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並輕啟櫻唇:「我們想請教的問題,可能多有冒犯,請先生原諒。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彈簧化。
高樹開問了:「請問,貴國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反映的是不是中國的真實情況?
我不假思索:電影是虛構,但它是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過《地雷戰》,麻煩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們需要您的講解。
說著,她把手提電腦打開,裝進《地雷戰》的光碟。
我懶得再看這種老掉牙的片子:「你們一定得看電影才能提問題嗎?
高樹:「我們怕講不清楚。
「那好,請把電腦關上,這裡有多功能光碟機。
幾分鐘之後,這部1962年拍的,曾經與《地道戰》、《平原作戰》一起被譽為「老三片「的抗日電影呈現在瑞典的電視屏幕上。奇怪的是,它與我當年看過的不太一樣--片名下面多了三個字「教學片「,開頭還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語錄,並有簡要的說明。完田對這個電影非常熟悉,放過開頭之後,她就將光碟快進,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復正常。
高樹提醒我:「教授,請您注意一下這個情節。」
我盯著屏幕……
黃村據點的鬼子和偽軍要掃蕩根據地,途經趙家莊,趙家莊的三個女民兵為了把敵人引進地雷陣,在山上打冷槍吸引他們過來。中野隊長和一個偽軍軍官躲在一塊大岩石後面,尋找開槍的人。偽軍軍官一會指著前面說:「太君,土八路的這邊。「一會兒又指著左邊:「太君,土八路的那邊。「中野生氣地打斷他:「什麼這邊,那邊。「指著側面的山巒:「土八路的那邊!「偽軍軍官趕緊點頭稱是。中野得意自己的發現,對偽軍軍官打著交叉的手勢,指示他:「你們的這邊,我們的那邊。「偽軍軍官向身後的偽軍招手。鬼子和偽軍兵分兩路,向山上包抄過去。
這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我回頭看著完田。完田莞爾一笑,露出兩排白且尖的牙。她關掉光碟機:「啟之教授,在日中戰爭期間,確實存在著幫助日本軍隊作戰的中國軍隊嗎?
這不是問題,這是挑釁,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糾正你,在中日曆史上不存在日中戰爭,只存在日本侵華。至於你的問題我看是多餘的--任何時期,任何外國侵略者都會在被侵略的國家裡找到背叛者。中國也不會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邊鞠躬一邊說:「謝謝指教。」
高樹:「您能否告訴我們,幫助日本軍隊作戰的中國友軍的人數?」
「對侵略者是友軍,對被侵略者是叛軍,是偽軍。高樹先生,你在提到他們的時候最好注意用詞。至於你的問題,歷史書上有,我不記得。
高樹起身鞠躬,嘴裡發出:「哈伊,哈伊,yea, yea,」的聲音,表示認錯。
完田伸出塗了指甲油的纖纖細指,從皮包裡取出另一張光碟:「您一定看過《地道戰》,這裡面有答案。
所謂答案就在高家莊民兵隊長高傳寶的一句話上。完田對這部電影的熟悉程度讓我吃驚,她準確地將光碟調到關鍵處,屏幕上出現了高傳寶敲鐘的身影,在「噹噹當「洪亮的鐘聲中,高家莊的男女民兵們從四面八方跑到大樹下集合。
高傳寶拿著一份情報,向民兵們傳達:「上次沒有打死的那個老鬼子糾集了好幾個據點的敵人,這回又來了」。
一民兵問:「隊長,來了多少?
高傳寶揚揚情報:「這上面說,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想來破壞我們的地道。
高樹:「貴國電影提供的數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也就是說,中國軍隊是日本的兩倍。貴國學者胡華先生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對此提供了詳確的數字,請您過目。
他從背包中拿出一個三寸厚的自製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寫的是日文,側面貼著分類的標籤,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遞給我。
兩張中文書的複印件展現在我的面前,左邊的一頁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偽人數表「,右邊一頁是「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南地區抗擊日偽軍戰績統計表「。左邊的數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細,只留下一個基本印象--偽軍人數雖然逐年增加,但總人數少於日本。右邊的數字一目瞭然,被斃傷、俘虜和投誠的日軍是52萬4千餘人,偽軍則是118萬6千餘眾。
高樹指著那兩頁說: 「這左面的是胡華先生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下冊的第801頁的複印件,這右面的是同一本書的第802頁的複印件。這本書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斷他:「這確實是中國人寫的,中國出的書,但是,它只能說明,偽軍在總數上少於日本軍隊,你不妨把這些數字加起來看看。
高樹:「這下面有一行註釋,請先生細讀。
這時,我才注意到複印件下面還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統計的日軍包括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四區,偽軍包括華北、華中、華東三區。
高樹的臉上閃出一絲得意的微笑:「日本軍隊的人數是四個地區的,偽軍的人數隻有三個地區的,這兩個數字是不可以比較的。
完田在一邊添油加醋:「也就是說,偽軍的實際人數未必比日軍少,倒很可能比日軍多。
真讓人窩囊!這是什麼他媽的學術著作!我心裏暗暗罵街。表面上還挺強硬:「你們從電影說到史書,到底想說明什麼?
高樹:「我們只想向您討教,為什麼中國人有這麼多投降日本?這是否與國民性有關?
他看著我,鏡片後面的眼神難以捉摸。
我壓著火--不管這兩個日本人懷揣什麼動機,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認,幾乎所有的抗日電影中都有這類形象,你不能否認偽軍之多、漢奸之眾與國民性無關。他們為什麼投靠侵略者呢?沒見有人研究過。
大約是政府腐敗,社會黑暗,國家虧待了他們;大約是小人當道,邪氣上升,與其當小人,不如找個靠山當漢奸;大約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東亞共存共榮的鬼話,從種族主義出發,以為這是黃種人反抗白種人的戰爭,黃種人要雪恥,要報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確實與國民性有關,一盤散沙、有家無國、崇洋媚外、長於內鬥而拙於團結對外……「跟日本人說這些話讓我很難受,但我還是不太情願地說了。這兩位日本人看來是中國通,不說他們也知道。儘管如此,面前的那臺錄音機還是讓我老大不舒服。
高樹和完田一齊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這回該不該回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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