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知道被農民稱為「減負代表」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為什麼要領著農民和鄉村幹部抗爭？他們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村民為何冒著風險營救他們？鄉村幹部是怎樣平息衝突的？被打擊後「減負代表」還會繼續抗爭嗎……
在衡陽的一天傍晚，3個農民找到於建嶸的住處。他們都是當地農民說的「減負代表」。
從這時起，於建嶸開始了對農民「減負代表」為期3年的跟蹤調查。「在獲取大量故事的同時，我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正是這些考察和研究，改變了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看法。」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來見於建嶸的3個農民中，有一個人叫彭榮俊。
回憶初次見面的印象，於建嶸描述：彭榮俊是個健壯的中年男人，中等個子，著裝和我們在城裡街頭常見的農民工無異，但無論是走路還是閑坐，他的腰總是直直的，講話也很乾脆。他煙癮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歡煙味後，在同我談話時，從來沒吸過煙。他說自己為人正直、敢作敢為和有克制力，這些都是在部隊養成的習慣。彭榮俊高中文化，1979年參軍，1982年轉業回鄉務農。
問起他們上訪的原因，彭榮俊說主要是看到農民負擔過重和國家有關政策差距太大。「作為一個公民，應該為貧苦農民和黨的政策說幾句公道話」。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趕集，一個老頭賣芝麻給他時，別人告訴他這個老頭是「人民的大好人」，說他為農民減輕負擔。彭榮俊就是從這個老人手裡得到了中央和省有關農民收費項目和標準的文件。
晚上，他和愛人都看了文件。兩人議論說，幹部按縣裡規定收的錢和中央、省裡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們農民的生豬稅都要按人頭來攤，最高每人要攤17塊生豬稅，把人當豬來攤錢。她很氣憤，對我說，你是個退伍軍人，是個男人的話，就要領農民同這些腐敗分子鬥。」
在一次村民小組會上，他讀了中央和省有關文件。村民聽了很生氣，大夥說，你彭榮俊如果能向上級反映，把不合理負擔降下來，我們出錢請你上訪。「這事很快傳開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黨員、老幹部，根據群眾的要求，我找來了13個有社會經驗、名聲比較好、歷史清白又願意替農民說話的村民，當減負代表，基本上是每個村一個代表。
「我們先寫了一份《關於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報告》，然後，挨門挨戶讓村民在報告上簽名蓋章，大家還出了340塊錢作為上訪費用。」
聽說有人要上訪，鄉村幹部找彭榮俊談話。「那個鄉幹部和我是一個大家族的，輩份比我大四輩，他說，我以族裡最大班輩的名義，以我現在的身份，要鎮壓你上訪！我說，我彭榮俊一不違紀二不違法，我就要上訪給你看看。我勸你憑良心幹點實事，不要昧著良心坑害老百姓。他回答說，你是個聰明人，上面政策講的是一套，下邊根本做不到；現在市場上肉都要五塊錢一斤，我們現在一百多塊一個月，吃什麼都沒有……」「那次我們去了長沙，到了湖南省減負辦、信訪辦、勞動廳、財政廳、省監察廳，有人熱情接待了我們。我們搞了4顆紅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樣了。」上訪回來後他們決定向村民宣傳。
「趕集的時候，我們在市場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裡的文件，管區幹部把電停了。我們又租了臺發電機，群眾也出面保護我們。鎮幹部找我說，這樣干違法，沒有經過審批。我說，我宣傳黨的政策違了什麼法？你講法為什麼亂收費。最後他們答應和談，我們也暫不上街宣傳。
「和談那天，我定的地點在水管站，幹部定在原鄉政府，我們不願意去。幹部說縣委也來人，我們就去了。實際上縣里根本沒來人。「幹部將我們每人一間房分開談，他們打了我們的代表，有人就說幹部打人了。我愛人聽見後，以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兩聲，那些鎮裡請來的人把她打得鮮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來勸，他們又把我打到溝裡不能動彈。」
彭榮俊還說，後來縣裡把上訪的人抓了20多個，捆起來掛牌示眾，開萬人批鬥會，最後全被農民搶走了。農民沒打到多少人，當場打到一個黑社會的人。農民也不怕冷，追到河邊打，把他打到河裡去了。那次抓了屈剛，他69歲了，被捆綁在台上，手都搞斷了。他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還有的減負代表被判了刑，現在還關著……
他們一再邀請於建嶸到他們村裡走一走，向更多的村民做調查，並幫助解救被判刑的農民。於建嶸表示自己只是一個研究者，不能出面，也無能力幫助他們解救同伴。
「當他們的腳步聲在黑夜中消失時，我的心若有所失，總感覺欠了這些滿懷希望而來的農民兄弟什麼。但是，面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我一介書生又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黨內依法，群眾就會依法」
2003年春節前後，於建嶸再次進入衡陽縣，與他同行的還有社科院的陸雷博士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的部分研究生。他們調查了兩個多月，訪問了更多的農民「減負代表」。
於建嶸說：「我原以為，他們被抓、被打、被判刑了，不會再搞減負上訪了，事情應該平息了。結果我們發現，他們不僅堅持抗爭，而且形成了全縣性的網路組織，這究竟為什麼？」
談起上訪經歷，「減負代表」凌學文講：一開始上訪，都是先到鄉里和縣裡，回來以後受到打擊，然後到了市裡；再次受到打擊後，又到了省裡，最後上到中央的。「我到衡陽市，感到沒有辦法，就跑長沙；長沙跑了30多次，上面也沒有解決，於是跑到北京。凡是上訪的人，家裡人基本都受過打。但越打越是要去上訪，因為政策不是我的，是黨中央的，我是為了維護黨的政策，我受了委屈當然不服。」
凌學文是在市政府院裡砌牆時，有個市領導給了他中央有關文件看。有一次在家趕上幹部來收稅，他與幹部起了衝突。「我說生豬稅，絕對不能按人頭平攤，要收就拿文件給我看，不給看就別收。我很氣憤，幹部竟然在下面這樣騙農民！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去上訪了。
「我跟家裡打了招呼，我去上訪，家裡有風吹草動就把鑼拿出來，如果在緊急關頭，有十多二十個人到家裡來打東西，就把鑼用力敲，加急敲；如果是一般的事，鑼就打緩一點。我也跟鄰居打了招呼，他們說，你為農民說話，如果這些人來報復的話，我們一定趕到。
「那次，政府派了12個人來家裡打人時，是我小侄兒敲的鑼。聽到鑼聲，村裡人都趕來，把政府的人圍起來了。他們怕群眾打就逃走了，吉普車也不要了。」
在「減負代表」鄧仔生家，於建嶸詫異地發現，這個強壯而有頭腦的農民，一家人住的卻是半邊倒塌、破爛不堪的房子，屋裡什麼都沒有。「實際上，鄧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乾和勤快的人。他的鄰里給我提供了許多證據。他的家之所以如此敗落，按鄧仔生自己的話來說，是『上訪敗家』。」
鄧仔生上訪的路線也是先去鄉里、縣裡，再到市裡、省裡。他講：「如果當時鄉政府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也就不動了；但鄉政府不解決，我們就一路上訪，上訪的錢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幾次，去市裡的次數比縣裡的多，縣裡去了也沒用。到省裡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上訪的費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塊錢，都是車費和複印費。錢都是借貸款，現在還欠信用社一千多塊錢。」
他上訪的起因是要求村務公開，村幹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說，看你有多狠，讓你去告，你去上訪去吧！我就嚥不下這口氣，你個小小村幹部就逼農民去上訪！」
他和另一個農民到了縣裡，找縣長。「我把村裡賬務沒公開向他交個底，他問我有哪些，我說：第一，村幹部打牌打撲克做不做賬，打牌吃東西做不做賬？他說不能做。第二，村幹部走親戚送禮做不做賬？他說那不合理。第三，在村幹部手中，一張發票就是一千多兩千，吃腳魚吃狗肉，招待哪個貴客？這合不合理……」人還沒回村，和他同來上訪的另一個農民家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從樓上推到了地上，打得神志不清。群眾說，為了上訪被打成這個樣子，我們必須到醫院去看。當天去縣裡，起碼有80多人，第二天又去了300多。群眾聽說省裡有人來，就堵車，堵車了幹部就會有人露面，這是群眾的想法。結果堵住了橋，加上還有本地人，聽說這事，都憤憤不平。」
「11月『嚴打』開始了，要抓我，說哪個捉到鄧仔生就獎勵500塊錢！還嚇唬老百姓，凡是去縣裡看人的都要罰款，都要捉住關起來，強迫參加學習班，去學習的就被關被打，還要交100塊伙食費。農民沒去，政府就出動車子到人家裡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裡去睡，山裡睡了好多人，老人們說，這跟當年『躲日本』時一模一樣。「我沒躲在山裡，而是躲在了市紀委。我每天都坐在那裡，他們有事我就迴避，沒事了我就向他們講下邊的事，吃飯是我自己吃。看我沒在家，他們就抄家，把我家裡的東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說他支持我上訪；另外還有個堂弟，被打得九死一生，口裡流血……」
眼看快過年了，紀委的人勸他回家。人還沒到家就被抓了，鄧仔生偷跑出來，又回到市紀委。「那時剛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來，我說共產黨的真理在何處？到這個時候，有家都不能歸！」
「正月二十幾，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貸款，借錢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後來，他們還是把我關起來學習10天，但你越關我，我越要反對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辦事，黨內依法，群眾就會依法。」
有鄉幹部問他：你上訪花錢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鄧仔生說值。「我說，小時候趕上『文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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