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沉默的海洋

上個世紀當羅斯福力排眾議，領導美國走上歐洲戰場的時候，除了看見世界版圖迅速插遍納粹旗幟，也沒有人能夠洞悉猶太人的苦難。在橫掃歐洲戰場時，一群美軍士兵無意中走進一個關閉的大鐵門，跟著發現裡面成群結隊的骷髏人形緩緩圍攏而來，他們目瞪口呆，以為自己走進了地獄！然後他們才發現那是一所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國際社會後來的調查表明，那樣的人間地獄遍佈歐洲各地，總數竟高達七十一萬四千個，一時間舉世震驚！美國本土的反戰聲勢銳減。可是在此之前，千百萬猶太人正如今天的伊拉克民眾一樣，被禁錮得連一個螞蟻的聲音都發不出，而當時反戰示威在美國本土和今天一樣聲勢浩大，指責羅斯福要把美國帶向地獄的不乏其人。

在美軍攻入巴格達之前，整個世界為「戰與和」爭吵不休，期間卻沒有伊拉克人民自己的聲音。戰爭打響，戰況日見明朗，而且美國防部、白宮幾乎每次面對媒體都誓言不推翻薩達姆政權決不罷休，伊拉克人民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沉默不語。尤其是境外的伊拉克人，身置國際社會戰與和爭論喧囂中，卻任憑世界吵翻天，他們一言不發。直到2003年4月9號。

這一天，美軍佔領巴格達市區大部，市民們冒著「伊拉克共和國衛士」的冷槍襲擊聚集在中心廣場，給薩達姆雕像頭套上了繩索，同時輪起一柄沈重的錘頭，砸毀那個雕像巨大的花崗岩基座。最後，他們請來美軍和裝甲車幫助他們撤毀了這個獨裁統治者的雕像。同日，五角大樓正式宣布薩達姆政權已經解體。

隨後彷彿是突然間，美國土地上湧現出伊拉克人的遊行隊伍：他們歡呼戰爭的勝利，感謝美英解放軍英勇作戰，他們把這一天看作是他們的出生日。那一天，福克斯(Fox)電視臺和新聞網以「薩達姆海珊政權明顯垮臺，全美伊拉克社區民眾歡呼雀躍」為標題報導了擁有30萬中東人的密西根州，阿拉伯人居住中心的迪爾波恩市歡呼勝利的情況。那裡人們「站在車上歡呼並揮舞美國國旗和伊拉克旗幟，意識到他們從來沒敢奢望的這一天終於漸漸逼近」。他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全伊拉克的生日」；他們說：「如果布希總統允許，我要和他握手」；他們感謝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給伊拉克的巨大幫助，他們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他們說，「正如同一個巨大而驚心動魄的結束的到來」，他們「等這一天等了35年」。正如為自己是一個伊拉克人而感到自豪一樣，他們說他們「今日為自己是一個美國人而自豪」。

他們推倒雕像的肢體語言，對於結束**統治來說是一個再不能明確的象徵舉動；他們走上街頭歡呼雀躍，對於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則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證明。正如一位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所言：伊拉克人「一言九鼎(One word tells all)」。 面對他們的言行，此前世界上關於這場戰爭是與非的辯論其實都不足稱道了。

突然躍現在世界眼前歡呼跳躍的伊拉克人提醒我們，在那個從來蔑視國際協議而一意孤行的國家裡，始終存在著一個沉默的絕對多數。

這個絕對多數是薩達姆政權的直接受害者，對武裝解放伊拉克問題最有發言權。但是在2003年4月9號之前35年漫長的時間裏，他們從沒有發出過自己的聲音。這個對外以武力搶佔別國領土、以欺騙行徑蔑視聯合國過去12年間17項決議的獨裁國家，對內的唯一管理方式似乎只有屠殺。電視畫面上，一位軍人在搜索平民住區房屋後回答記者的話足以令人震驚。他說，「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兩個成員被薩達姆政權殺害」。面臨這樣的生存處境，雖然世界上到處都是嘴、所有喇叭都搶著談論伊拉克問題，伊拉克人完全禁聲。他們的喉嚨被強權**卡住，無法出聲。哪怕世界吵翻天，哪怕美國為解放他們跟全世界都掰了，他們只能沉默。

人們極易忽略的歷史事實是，獨裁者掌握國家從所有資源，包括經濟能源、新聞媒體、行政司法、警察監獄、軍隊武裝，權力所到之處，沒有他想幹而幹不成的事。只有大智大勇者先於世界覺醒，號召人類良知奮起反抗。但是這些先知必定遭受人類的詛咒。愛因斯坦早在納粹發動侵略戰爭的六年前，1933年，就改變了絕對和平主義的立場，主張文明世界以軍事行動解除希特勒武裝。面對無動於衷的世界，他表示自己「不能理解整個文明世界對這些現代野蠻人的消極被動反應」；他怒而發問：「世界難道沒有看到希特勒正在以戰爭達到目的嗎？」(維也納《綜合週報》一個記者的報導，見派斯《愛因斯坦在這裡生活》，第194頁，轉引自《愛因斯坦語錄》)不過他的大聲疾呼引來的只是自我孤立和庸眾的攻擊。

生活在外國土地上的伊拉克人同樣選擇沉默，是因為薩達姆的警察間諜遍及世界所有伊拉克人居住的地方，他們用各種現代化手段監視所有伊拉克外國僑民，同時以暴力脅迫僑民們在伊拉克的親屬。外面一個不慎，裡面親屬就慘遭報復。上月(4月)17號《華盛頓郵報》披露了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發現的薩達姆政黨文件的內容。這個黨利用金錢和高壓手段，收購自己的成員和其他所有人的良心：誘惑他們、或者迫使他們向當局匯報一切人的一切叛逆行為。這些內容與最近對當地人的採訪相互引證，顯示間諜與出賣活動滲透人民的日常生活：孩子被鼓勵通報父母的叛逆情況；政府工作人員不時在公眾場合失蹤，遭到逮捕關押虐待，然後突然在工作崗位再現；年青學生將未來的前途寄託於充當黨的絕對馴服工具。「對於黨的關注而言，沒有什麼微小細節是不足稱道的。」除了以金錢做誘惑收買大量告密者，這些文件顯示特務活動情況的普遍性可以和東德垮臺後解密的警察檔案所顯示的類似情況相比。東德當年的檔案顯示，五分之一（一說百分之三十二）的德國人參與了向東德警察局出賣情報的活動，這些人包括異議人士和從事反政府活動的民主人士。可以想像，境外伊拉克人儘管脫離直接監控，但是他們並未擺脫恐懼，也沒有言行自由，自我審查、自掐喉嚨是普遍現象。

在美國教書的庫爾德族人、馬克雅教授在他的著作《恐怖共和國》(The Fear of Republic)中向全世界披露了庫爾德一個整村被伊拉克化學武器殺害的事實。 這位教授是沉默的民眾中一個極少的例外。他開口說話的勇氣除了來自道德良心，還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他被捏在薩達姆手中的「人質」都過期失效了。他在伊拉克的25位親屬已經全部死於那次生化屠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女兒、父親、母親、姐姐等。舉目無親而且隻身在外，他悲憤之餘再無後顧之憂。鑒於此，可以想見美軍攻入巴格達之前，境外絕少數率先上街支持武力倒薩的伊拉克移民冒了多大的風險。為了不失時機地舉起支持的手臂，他們將全部親屬性命做了抵押。如果不是認定布希「鏟除薩達姆政權」的誓言決非兒戲，如果不是仔細辨別高科技炮火聲中英美必勝的實力，他們斷然不會提前走上街頭。

通過後來的報導我們得知，自從開戰以來境外伊拉克人幾乎夜不成眠，甚至荒廢工作。他們成日整夜守在電視機旁，盯著聯軍每一步進展和共和國軍的每一次抵抗。他們比任何以和平名義反對戰爭的人都痛恨屠殺，需要和平，因為從底格里斯河岸的槍炮聲中拋向聯軍的鮮花，就是被薩達姆屠殺的他們兄弟姐妹的鮮血和遺願澆灌出來的。雖然如此，他們中有的移民美國已經20年之久，在薩達姆漫長35年統治期間，卻是第一次走上街頭，第一次公開表達對這次戰爭的支持、對美英軍隊的歡迎和對美英兩國的感謝，第一次讓記者在報導中公布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姓名。正如他們自己所表白的那樣：「如果他(薩達姆)還掌權，(我們)沒有人會上街。」(2003年4月9號福克斯新聞網)。他們已經沉默了35年，當然可以繼續沉默下去。

伊拉克民眾支持倒薩的聲音遲至薩達姆垮臺之際才大面積爆發，並不奇怪。1959年到1961年強制性高徵購糧食所導致的世界最大的飢荒，總數高達5千萬到6千萬的餓殍(注3)和他們的親屬沒有發出聲音；「文化大革命運動」，數百萬死難者當然不能發出聲音，近千萬的冤獄冤案受害人、上億的受誅連者(注4)也沒有任何機會發出任何抗議之聲。連20年之後民間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溫和呼聲也一再被官方壓制到如今。

這是一個沉默的海洋！不算監獄、勞改營以及各種非正式管教所、牛棚、干校、監管隊裡活下來的人，僅因死去而被永遠封嘴的人數就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專家早有統計：上個世紀人類三項歷史事件死亡人數最高，其中一是納粹種族滅絕；二是戰爭；三是共產主義。在這三項人類罪惡中，共產主義國家裡遭到屠殺的與和非正常死亡者的統計數字最高，是八千四百五十萬，兩倍於二戰死亡總數。而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居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之首：總匯國際社會和中國有關問題專家的調查，最保守的估計是兩千萬，最高估計則是八千萬(注5)。

即便身在不以言論治罪的境外，大部分公開發言的人都屬於「死豬不怕開水燙」一類：要麼早就進出過牢獄，要麼早就在黑名單上挂了號。而那些在境外敏感媒體(所謂「敵臺」)供職的大陸背景的新聞從業人員，必定具有兩個以上的身份和姓名(有的甚至三個)，一個用來對公眾發出聲音，一個用來過私人生活。「敵臺」之外其他的人們，不受雇於人，沒有「單位」，但即便在網上發表言論，也要用假名(而不是筆名)，如同出席化裝舞會的蒙麵人在舞場和現實世界裡扮演兩個互不相干的角色，除非採用特殊手段，你斷然無法知道網上舞文弄墨者其誰人是也。

這種「蒙面狀態」普遍到什麼程度？普遍到如果由於某種原因無法蒙面，即便遠在重洋，也必定「安分守己」，不越雷池於一步。10年前有一艘偷渡船叫「金色冒險號」。上面291名偷渡美國的大陸男女，人均借貸近萬美金，歷經一年零兩個月，行程一萬六千海哩，途經緬甸、泰國，穿越非洲、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繞了大半個地球來到自由之鄉，不幸被紐約警察發現。11人溺水身亡，其餘全部關押入獄。他們付出九死一生的代價是為了追求自由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但是當希望面臨破滅之時，他們寧肯繼續忍受美國的牢獄之災而前功盡棄，不肯與前來提供幫助的知名「異議人士」會面。唯一的原因是擔心一旦遣返，為此遭難。身處雜晒(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