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吊「薩斯北京」文

沒有了往日的喧鬧。沒有了五一的鮮花，沒有了五四學子的激憤，沒有了14年前五月廣場百萬人流的汪洋恣肆，沒有了王府井的摩肩擦踵，沒有了揪人心肺的堵車長龍，沒有了北京人那令人神往的侃山吆喝…...。五月的北京，荒城一座。空空如也。

這是北京城史無前例的景觀，戰爭沒有，政治運動沒有，沙塵暴沒有……，任何災變都沒有令北京出現如此奇觀。

風風雨雨而大難不死。天子之都北京，曾經滄海難為水。她見證過李闖入城、崇禎自縊；見證過清軍破關、長驅虜掠；見證過1860年圓明園的衝天大火；見證過1900年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不可一世的慈禧倉皇西逃；見證過清帝遜位；見證過1919年五四火燒趙家樓；見證過1937皇軍鐵蹄；見證過1949兵臨城下、傅作義拱手獻城；見證過1966文革遍街抄家、批鬥、打人、殺戮以及山呼萬歲；見證過1976年的驚心動魄：周逝朱去，清明節白花、詩海和人潮，唐山地震的衝擊波和毛皇駕崩；見證過1989年的歌哭生死：天安門的百萬人海和長安街的鐵甲橫行、飛彈呼嘯……。什麼樣的大災大難大風大浪她沒見過？天塌地陷，滄海桑田，她目睹了，她經歷了，她站住了。俱往矣。城在人在，街市依然。

然而，今天，鬼使神差，喧嘩的京華，人去街空，如此落寞景象，或許只有1989年六四之後鬼氣森森的幾天差可比擬。

何物致之？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來無影、去無蹤的東西。

它的名字叫薩斯（SARS）。

一個隨風飄蕩的幽靈，一個巨大的死亡陰影，籠罩在這座城市上空。「黑雲壓城」。北京終於被壓坍了，被一根沒有重量的「稻草」。

驕傲的北京人哪裡去了？躲家、逃亡、被隔、被防、被躲、被拒。一個京郊村莊的村民，挖斷道路，阻止高貴的北京人進村。昔日的歧視者，如今變為被歧視者。北京人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瘟神」。先有外國媒體標題赫然在目：「世界隔離中國」。後有國人以實際行動昭示天下：「中國隔離北京」。

北京城，北京人，城何以堪，人何以堪？ 薩斯北京，北京人的劫運。

不過，慨嘆之餘，在北京人橫遭此天災人禍之際，亦不妨想像一下薩斯的可能導致的社會與精神後果。

薩斯，也許是北京命定的精神洗禮，或許會成為靈魂的清潔劑。它如電閃一樣豁然凸顯了人類在自然界依然脆弱的處境，它也無情撕破了我們社會那些惺惺作態、虛情假意。藉助薩斯的生死一線的超強刺激和震撼，或許能激活北京人甚至中國人已近麻木的神經。這一精神激盪，敦促我們，敦促北京人反省自身的原來的倨傲態度和行為、反省居高臨下的潛在心理態勢，特權城市的虛假繁華，以及不公不義的社會結構。中國人是否可以通過這一死亡風暴，推己及人，精神升華？在「後薩斯」時代，經歷過震撼、屈辱、歧視、躲避的北京人，是否能在今後面對那些農民工、盲流、弱勢人群時，多出一份設身處地的謙卑情懷，湧出一份同病相憐的人道精神，化成一片悲天憫人的佛門胸襟？

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批人曾醉心於法國左翼哲學家薩特等人關於「他人即地獄」的形而上洞見。它被認為是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人際關係的本質。然而，恕我直言，它不過是「叢林法則」另類形象表述而已，而「叢林法則」本身，雖然迄今仍為一些人津津樂道，但其不足以概括人類社會是顯而易見的。否則，人類社會就與動物世界毫無區別了。而二者的區分是昭如日月的。顯然，人類社會所遵循的，還有其他一些基本法則。因此，對正常社會而言，「他人即地獄」，雖振聾發聵，亦不過是一種激憤的偏頗之見而已。

但是今天，「薩斯時代」 突然降臨，人們發現，「他人即地獄」的世界正赤裸裸撲面而來，但已消除了任何形而上的超越氣味，直接訴諸形而下領域，訴諸肉身，訴諸生理、訴諸物質接觸，訴諸空氣流轉。它把非常時代人類關係的殘酷真相呈現了出來。薩斯一顯身，人與人之間，突然爆發了恐懼性的張力，產生了莫名的隔膜感，出現了絕情的疏離感，誕生了直觀性的異化。

原因無他。薩斯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有無城市戶口，不管你官至幾品，不管你是美是醜，聰明愚蠢，有權無權，有錢無錢。它逢人便薩（殺）。「薩」著你就讓你惡魔附身。於是，任何人都可能是惡魔化身。任何「他人」都可能是潛在的「地獄」。

當信息之路封鎖，薩斯之路就暢通。因為此時薩斯的化身載體更加無跡可尋，無路可追，無形可堵。它八方出擊，防不勝防；它神鬼莫測，無蹤無影。如入無人之境，伏屍千里，「薩」人如麻。

於是，人人驚恐，人人防備，人人監督人人，人人懷疑人人。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出現了，區域性歧視出現了，社區聯防自保出現了，離奇謠言出現了，甚至患病者被活活燒死的事也風傳出來了。如果薩斯繼續肆虐，假以時日，尚不知有多少奇形怪狀會破土而出？

薩斯時代，已經顛覆了正常社會的部分倫理。瘟疫氾濫歷來是公共事件，而不屬於純粹的私人領域。倘若你是薩斯攜帶者，你的身體就是人類公敵。公共機構就有權處置。它不再受隱私法律的保護。它必須聽從公共機構的安排。你必須把你的身體看作客體，看作公共機構依法處理的對象。在此時，與常規時期的要求相反，我們應當真正實現靈魂與肉體的二元論，真正實現身與心的徹底分離。對薩斯患者，在精神上，理當獲得平等待遇，應該保有其人格尊嚴。但其身體，卻已經喪失了這份權利。它只是醫學研究的對象，公共機構管理的物品，他人必須隔絕開的病源。「合二而一」不再是靈魂與肉體的宿命。二者已經徹底分離。靈魂歸上帝，諸魂平等；肉體歸醫生，依病分類。值此人類命運的險惡時刻，薩斯病患者將面臨更高的精神要求。他們需要有一種更加超脫的心態，需要有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去坦然克服常規的觀念和心理定勢。而其精神境界，有可能在此慘烈的過程中獲得某種淨化升華。

縱覽歷史，當瘟疫肆虐之後，其巨大的刺激和震撼，對人類精神，對依慣性運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都產生過極大的衝擊，從而誕生了正面的歷史後果。承接大災難降臨的，往往是一個較以往更有生氣較為寬容和豁達的社會，並呈現出嶄新的社會結構。譬如曾經導致歐洲三分之一多人口死亡的「黑死病」（鼠疫），就間接促使了東羅馬帝國的崩潰，從而迎來了作為世界現代文明先導的歐洲近代文明，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薩斯之後，中國的前景如何，取決於中國精神對這一災難的回應。經歷生死煎熬的地獄之火，國人的靈魂能否獲得拯救？尚在未定之天。筆者不敢冒然預言歷史金蘋果的必然墜落。因為我們的美夢，一次次地幻滅；我們的機會，一次次從身邊滑過。教訓實在太多太深，刻骨銘心。以至絕望已經成為我們的心理本能。不過，我仍然愚蠢地願作最後一次祈禱和幻想，不為自己，只為我們的子孫。

公元2003年五月於華盛頓

作者為《觀察》評論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