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作者：《中國民主論》(3)

一場曠世空前、波瀾壯闊的民主愛國運動－－「八九民運」（上）

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新時期」（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一大「特色」，是「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大「發明」。這種「一頭熱」的改革方式，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就是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於是，在鄧小平「貓論」（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引導下，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掀起了「經商熱」，社會各界大張旗鼓地刮起了「下海風」。緊接著，「總設計師」又拋出了個「摸論」（摸著石頭過河），鼓勵各級領導幹部「膽子再大一點」（實際並非是鄧小平的專利，而是1978年華國鋒提出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四句號召中一句）。在全國「商場如戰場」的大潮衝擊下，人們巧妙地將華國鋒的那句「團結一致向前看」改成了「團結一致向錢看」，全國各階層、各行業紛紛「下海」，甚至連在校學生也跟著做起了「倒買倒賣」的生意。這種以無規則的「商海」戰術為遊戲的經濟手段，無形地給政府官員及其配偶、子女提供了「賺大錢」的大好時機。一些手中握有實權的政府官員開始無原則地大開「後門」，非常順利地佔領了「商戰」中有利地形，以「倒買倒賣」的方式貪婪地侵吞著國有資產。一時間，被老百姓稱之為「官倒」、「私倒」的倒爺兒們充斥著整個經濟領域。「十億人民九億商，齊心協力騙中央。」這是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民謠。當時的這首民間傳唱的歌謠，道出了中國的經濟已走上了畸形改革的發展道路。那種幾乎完全沒有監督的「單腿蹦」的經濟改革，培育出了一大批「神姦巨蠹」，公開而巧妙地將大量國家資財據為己有。從此，社會腐敗現像在中國迅速滋生、蔓延，中國的社會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

「黑雲壓城城欲摧」。「官倒」與腐敗像滿地的蝗蟲一樣，蠶食著老百姓用數十年的心血積累起來的財物。各級官員及其家屬與奸商們勾搭連環，在中國這個大市場中「獨佔鰲頭」，從倒機票、倒菸酒、倒糧食、倒布匹，發展到倒汽車、倒鋼材、倒煤炭、倒成品油。經濟體制就這樣極不正常地從計畫經濟軌道轉到了商品經濟軌道。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卻「只見雷聲不見雨」。面對「官倒」氾濫、「腐敗」嚴重及「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等三大問題，許多有識之士利用各種方式向全社會發出了「吶喊」，並於北京、上海、廣州等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民主沙龍」組織。儘管有的「民主沙龍」組織遭到了破壞，但社會各界要求政治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高一浪，而且許多學者在「民主救國」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於是，一個以全國高校為主體的學生運動，以「打倒官倒，懲治腐敗，推進改革進程」為口號的民主運動，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終於爆發了！

1989年元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2、3月間，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及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致公開信，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並提出了「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一系列的民主要求。這些致公開信的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因此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這項運動。

4月15日凌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辭世。次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還沒有發布「公告」，北大三角地的廣告欄就貼出了不少與悼念或政治內容有關的小字報。此外，有的學生去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條幅，以示哀悼之意，中央黨校大禮堂前還貼出了很多對聯、詩歌和雜文。第三天，有數百人圍著已擺放各式各樣花圈與輓聯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有人還借用人梯爬到基座上面，打開一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大字的巨幅，眾人神情肅穆。當夜，北大學生第一次走出校門到天安門廣場遊行。《人民日報》及時報導了紀念碑前的花圈和群眾悼念場面，在頭版登出大幅照片。4月18日凌晨，大約兩百左右學生在大會堂前開始靜坐。下午六點，大會堂前的靜坐轉移到新華門前，有高校同學不斷加進來，許多記者和遊人或圍觀或參與，陣勢相當龐大。當時，學生們首次提出了與國家領導人直接「對話」和遞交含有正確評價胡耀邦、懲辦官倒等「七條」內容的要求。期間，王丹、郭海峰和一名人民大學的同學作為代表進入大會堂，與前來接見的國務院信訪局幹部進行了談判。深夜，發生了學生們高舉花圈衝進新華門被警察驅趕事件。4月20日凌晨三點，警察強行將新華門前的學生拖上公共汽車。一隊武警瘋狂地追打示威學生，有些學生被打得血流滿面，哀嚎四起。這些學生雲集北大，向師生揭露事實真相。當晚，北大、政法、師大等校數千名學生冒雨在天安門靜坐，抗議凌晨新華門前的打人事件。從此，便拉開了聲勢浩大的「民主愛國運動」序幕！

4月21日，北京21所高校正式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高自聯」），公布了「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的包括重新評價胡耀邦、嚴懲打人凶手、確保新聞自由、增加教育經費、查處官倒、平反冤案、如實報導這次運動等七條內容的請願要求，以及「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請願書》。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堂前，一萬多名學生全部起立，在哀樂聲中肅立默哀。追悼會後，過了好長時間，靈車從別的門開走了，一隊隊紮著腰帶、赤手空拳的士兵在大會堂前布下人牆。不一會兒，大會堂裡傳出消息，說李鵬已答應對話。三個學生代表闖過士兵封鎖線，走上大會堂台階，在台階頂上跪了下去。

4月24日下午六點，從天安門城樓裡出來幾十個警察開始從成千上萬的人群中抓人，激起了群眾的憤怒，幾乎釀成流血事件。同日，李鵬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李錫銘、陳希同說「學生要暴動」，因此學生運動在會上被定性為政治「動亂」。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次日，鄧小平接見楊尚昆、李鵬，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鄧小平召集人講話，提出三點：一不怕罵娘；二不怕國際輿論；三不怕流血。鄧小平等人的獨裁本性，使他們在錯誤的時間裏作出了錯誤的判定，導致了中共本不該製造的歷史罪惡！

一場曠世空前、波瀾壯闊的民主愛國運動－－「八九民運」（中）

《人民日報》發表的「四?二六」社論，是把學生運動推向深淵的導火索。它在學生與政府之間製造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堵塞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使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被迫升級，造成天安門廣場的局勢不斷惡化。這個「四?二六」社論，讓學生對政府產生了反感，讓民眾對政府失掉了信心。

4月27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38所高校學生３萬餘人，衝破了數千警察封鎖，持續遊行15個小時，行程60多公里。學生一路喊著「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臺，顛倒黑白」、「和平請願，不是動亂」、「尊重人權，反對暴力」、「深化改革」、「消除腐敗」、「官倒富，農民苦」、「打倒官倒，爭自由，向前進，向前進……」等口號，沿途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夾道歡迎，「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的呼聲連續從圍觀的人海中傳出。中共政府迫於壓力，便派出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幾個不知名的副職官員，於4月29日與全國學聯組織挑出的學生搞了個座談會。這個所謂的座談會，並沒有學生自己選出的代表參加。5月1日上午，「高自聯」在北大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承認4月29日由政府組織的對話。5月2日下午，北京部分高等學校學生70餘人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接待室，遞交一份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請願書，提出了平等對話的基礎條件與時間。然而，中共政府始終沒有拿出與學生平等對話的誠意，並武斷地拒絕了學生提出的對話條件，結果爆發了全國性的遊行示威和聲援活動。上海有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天津、瀋陽、吉林、湖南、武漢、上海、香港、深圳等地大學生紛紛進京聲援。

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有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定性的想法，並在紀念「五四」七十週年的講話中肯定了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可是，遇上鄧小平、李鵬等幾個頑固不化的專制獨裁者，這事就很難辦了。趙勸諫後，「四?二六」社論的「王命」非但沒有收回，連總書記的位置都保不住了。屆此，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了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首都知識界鄭也夫、嚴家其等48位知名人士聯合簽名致給上海市委，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收回「停止欽本立《世經導報》總編輯」這一越權的和錯誤的決定，保證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保障新聞自由。北京高校數萬名學生以「罷課」的形式繼續請願示威，要求人大、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國政協與學生進行公開的、建設性的對話，已選出的22所高校對話代表團提出了「這次學潮是學生的愛國運動、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三點較為溫和的對話內容。然而，此時的鄧小平卻正在武漢召集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部分集團軍軍長、政委等一班人馬，為興兵北京學生運動作動員工作。北京高校經過數日罷課請願，大學生們仍見不到政府方面有任何對話誠意。於是，5月13日上午，北大三角地貼出了《絕食宣言》，北大「籌委會」廣播了「絕食行動方案」。接著，北大絕食團１００多人頭纏上書「絕食」、「絕食請願」、「不自由毋寧死」等白色布條，宣誓「絕食」。北大部分青年教師在北大燕春園飯館為參加絕食的學生「餞行」，場面尤為壯烈。下午，絕食學生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後，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的絕食學生和三名上海「七人赴京請願團」團員陸續到來。下午四點，絕食人本燮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