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改革為先導──關於政治改革的建言

梁啟超一生著述1,400萬言,融匯中西,出經入史,其文挾風雲之氣,孕雷霆之威,一紙風行海內,令慈禧讀之失聲痛哭,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讀之擊節讚賞,老梟拍案再三、稱羨不已。所羨者非梁氏文字、思想之功力,而是其所處之時代,居然能容他公開辦報並抨擊政府之腐朽黑暗、批判專制主義和封建倫理道德、傳播資產階級改良思想。俯今追昔,那是一個相當自由輝煌的時代: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群雄並起,與梁氏一道,啟蒙思想,「去塞求通」,開創了新聞文體和近代化報業。

  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復辟稱帝,仍有《順天日報》膽敢說「不」,不斷刊登反覆辟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克定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通過「假報事件」,可見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

  國民黨時期,儘管當局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同時仍允許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並不斷發表十分尖銳的反蔣、反政府的「反動言論」。國民黨大老於右任還曾為該報題籤!要知道,那可是內憂外患、國難當頭的年代呀。據說老蔣常常被該報搞得心煩意亂,曾屢以自己的名義簽發過手令,責令「有關部門」對《新華日報》進行追查。他逃亡臺灣後,在談到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曾反思曰:「允許《新華日報》出版,是我們最大錯誤」。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國民黨居然頒布過《出版法》和《新聞法》,儘管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用新聞檢查的手段,來約束報紙,但畢竟「有法可依」,「有關部門」就不敢太過亂來。

  可見,即使是封建君主、軍閥軍主、國民黨黨主專制時期,人民仍在一定程度上葆有說話的權力,葆有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費孝通有言:言論自由,國民黨時是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時是有與無的問題。國民黨是封門,共產黨則連窗戶也堵上了(大意)。一個號稱「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的執政黨,卻以偷偷摸摸的隱晦手段,實行實質上報禁、網禁、言禁,乃是對歷史的反動、對民主的嘲弄,真不知其先進性體現於何處。

  16大報告提出了「政治文明」這一新概念,並把它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政治文明離不開民主和法治。言論自由權則是重要的人民民主權利。讓人民瞭解國內、外真實情況,讓人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說真話、實話、心裏話,在報刊、電視、網路、會議上,暢所欲言,自由地發表、坦率地交流各種真實的意見、建議、觀點和思想,包括對時弊的揭露、對政府和黨的批評監督,是真理正說、還是邪說歪理,交給人民自己去判斷,是驢子、是馬,拉出來溜溜──這是政治文明化民主化的第一步。

  把思想言論自由和辦報自由還給人民,當務之急,是制訂新聞法,落實憲法中言論自由的條款,使新聞輿論自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得到具體的保證。1980年及此前,一些人大代表和新聞界人士就曾提出這一問題。在胡耀邦、趙紫揚二公的支持下,有關專家也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和準備,可惜因89學運而中途夭折了。現在是到了把這一問題重新列入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現時代的新聞法,當然要比國民黨時期的新聞法進步、積極、全面。它不是用來監控、箝制、摧殘、壓迫新聞言論自由,而是用來解放思想、保護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使上下相通、內外相通,使傳媒更好地傳達民情民意,監督政府和官員,為人民利益和祖國建設服務。同時,新聞傳媒既可官辦,也可民辦,既可法人辦,也可集體辦、個人辦。這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國民黨時期,「採取報紙期刊不僅必須申請登記,而且必須獲得批准始得發行所謂特許制度的,更只有法西斯國家始有此惡例」(《新華日報》1946年6月29日《社論》)。而今更是變本加厲:民辦報刊,但凡涉及社會政治內容者,根本不可能面世,思之令人心寒。

  世界早已步入信息化、市場化、民主化、全球化時代,中國新聞業只有從觀念、政治上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真正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從而躍上時代潮頭,成為政治改革的排頭兵。新聞改革與政體改革,唇齒相依,相輔相成,互相促進。(2003.2.24)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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