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赤字繼續提高，達3198億人民幣；創下歷史最高記錄。但該預算赤字比去年的3098億人民幣僅增長3.2%，而去年比前年的數字是猛增25%。相比之下，今年預算赤字增幅大減。國防開支在連續多年保持雙位數增長後，今年繼續增加，達1853億人民幣。但增幅比前兩年減低近一半，為9.6%。同時盛傳，可能發生「第三次大裁軍」。國債方面，今年發行債券1400億人民幣，比過去5年平均發行的1500億略少。歸結起來：表面上看，財政預算赤字、軍費開支、和國債發行都還在增長，但增幅卻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是今年「人大」、「政協」兩會發出的一個訊號，即，連續推行五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出現變數；朱鎔基下臺之後，宏觀經濟政策可能轉向。
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政府擴大投資來強行拉動國民經濟。這本是當年亞洲金融風暴驟起、中國經濟受到連累之後，朱鎔基政府所採取的應急措施。殊料，短期應急措施，卻被演變成長期國策。轉眼五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竟對這一政策形成依賴性而漸漸固定下來。
於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正是這一政策，保持了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功不可沒；但，另一些人則指出，恰恰是這一政策，不斷惡化了國家赤字和債務，而對宏觀經濟於事無補。
後一種說法，似乎更符合實際情況。因為，眾所周知，在過去五年或者十年間，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關鍵因素，並非政府投資，而是大幅增長的外資和外貿。朝裡看，內需不足，物價下滑，生產停滯，失業加劇等現象，在十餘年的時間裏，從未得到扭轉。這說明，由政府投資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國內越來越多的經濟專家，對這一政策提出質疑和批評。提議盡快「淡出」這一政策。但反對者則疑問：如果淡出，國民經濟增長靠什麼去拉動？批評者又反問：是否需要保持人為的增長？
實際上，批評者和反對者都在暗示，導致這一政策的固定化和長期化，關鍵是體制問題。但具體而言，究竟是體制中的哪一部分問題，又不好明言。因為，表面上是經濟體制問題，實際上是政治體制問題；表面上是經濟目標，實際上是政治目標。「保七」、「保八」，都是政治目標。當局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政權穩定)，需要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數據(表面數據)，進而保持穩定的繁榮(表面繁榮)。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帶來名副其實的增長，反而積累危險的赤字和債務，「淡出」，就是必然的選擇。對胡錦濤、溫家寶新班子來說，可謂兩難，明知道這一政策需要揚棄，但又不願意背經濟增長下滑的名。明知道需要另起爐灶，卻又不敢違背「蕭規曹隨」。於是，一個微妙的變化和謹慎的結果便初露端倪：既有修改，又有堅持。
雷厲風行的朱鎔基下臺，無疑是當代中共政壇最後一位強人謝幕。後起的第四代，多屬弱勢領導人。其路線，極可能更低調，更平實，更親民。更多平穩，較少創意。更多理智，較少情緒。更多法治，較少人治。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新領導層過於謹慎，可能平庸化；過於理智，可能缺少感性；如果不能審時度勢，果斷實施政治體制改革，走出自己的路，可能重演明末崇禎皇帝的歷史悲劇。崇禎皇帝的悲劇在於：以為自己一片好心，一腔赤誠，一心為公，「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不知大廈之將傾，不知王朝之將覆。結果，因不能把握時機，銳意改革，反而導致政毀人亡，國家崩潰的結局。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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