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投機革命的一次「表演」

在中共黨史上，康生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歷次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中，他幾乎沒有受到什麼衝擊；相反，政治上卻步步高陞，從區委書記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精於觀察最高領導個人之意，是一條名副其實的政治上的「變色龍」。

1928 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共產國際指定為黨中央的總書記；但向忠發文化低、能力差，中央大權實際上為李立三所控制。善於鑽營投機的康生就對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由於康生對李立三的「左」傾表現了極度的「忠誠」，很快於1930 年2月被提拔到中央擔任了中央組織部秘書長。

1930 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使立三「左」傾錯誤在全黨佔了統治地位。當立三「左」傾錯誤剛剛冒頭之時，周恩來就竭力反對，與李立三發生了激烈爭論，還特地出國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這一情況。對此，康生是很清楚的，但他不是進行抵制和反對，而是追隨、擁護和支持。

同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來受共產國際之托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決議，批評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形勢的誇大估計和組織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錯誤做法，從而基本上結束了立三「左」傾錯誤。至此，康生迅速轉向反對李立三。並被大會補選為中共中央審查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