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聽絕唱——讀趙丹的文革交代

　　說來慚愧，在１９７８年初上大學之前，趙丹的電影只看過一部《林則徐》，而且還是在文革爆發前的童年時代，很難說有什麼印象。

　　走進復旦大學，專業是文學，適逢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運動，這才有機會陸續觀看一些「內部電影」。記得那時，上海文藝界幾乎每週都要放一兩部「內部電影」，我們這批中文系的學生也就有幸一睹。說是「內部電影」，無非是當時尚不能公映的外國名片或者過去曾經受到過批判的中國電影。就這樣，我第一次看到了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才知道什麼叫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後來，他主演的《烏鴉與麻雀》、《馬路天使》等相繼重見天日，被掩埋的歷史一頁頁翻開。久違的趙丹，終於又出現在人們面前。

　　我沒有想到，將近２０年後，能夠有機會翻閱趙丹的交代，聽黃宗英講述趙丹的文革遭際和晚年故事。於是，在跨進新千年的熱鬧非凡的聲浪中，我願意以一種特殊心情來翻閱一個人的命運，再次傾聽他的絕唱。

◇　文革後的趙丹為什麼未能重返銀幕？

　　先從文革結束後趙丹最後的故事說起。

　　印象中，那時除了訪問過一次日本外，趙丹似乎並沒有過多地拋頭露面，更沒有機會重新走上銀幕，扮演他夢寐以求的形象。黃宗英回憶，文革剛剛結束時，趙丹特別想演電影，可是，在文革中關押過多年的趙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不得啟用：

　　遲遲不得平反並受到冷落的趙丹，這時家裡來了幾位來自江西的客人，他們中間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純。方志純和趙丹抗戰期間在新疆曾一起工作過，瞭解趙丹被「新疆王」盛世才關押數年的歷史。趙丹為此事在文革被打成「叛徒」而備受折磨，致使文革結束後也沒有結論。方志純聽說他還因此事沒有落實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說：

　　「笑話！你們入獄的五個人裡若有一個人帶了組織關係，我們當時就能保你們出獄。文革整個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麼當的叛徒？他們不理你，我請你到江西去。」

　　黃宗英回憶，方志純當即以江西省委的名義，盛情邀請趙丹到江西指導南昌排演話劇《八一風暴》，並醞釀將該劇改編為電影。這是趙丹文革後的第一次重要外出活動。就在準備到江西去時，趙丹又遇到了一點麻煩：

　　趙丹出差需要單位開證明，上面寫著：「趙丹去你處學習，請接待。」趙丹一看，發了火，說：「什麼叫學習？我不去了。」我勸他去走動走動。在江西他非常高興，方志純把他當貴賓，還請他上了主席臺。和在上海的處境相比，有天壤之別。（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與李輝的談話）

　　重新出山拍攝電影，是趙丹文革後最大的願望。黃宗英說：

　　他天生就應該是個演員。他進入境界時最可愛。他是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麼也顧不上。從大的方面到細節，都一一想到。文革剛剛結束時，他太想重上銀幕了。你想，他多少年沒有拍過電影了？記得大概在１９７７年吧，當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廠長汪洋請他演《大河奔流》裡的周恩來總理時，他好興奮。趙丹試裝後走在廠區，見著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試片，也吃驚竟然這麼像。可晴天打雷，突然活生生地把他撤了下來。我真擔心他會發瘋。已經粉碎「四人幫」了啊！可關於趙丹的謠言滿天飛。我陪他去文化部跟部長黃鎮講理說：「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著。」其實撤趙丹也不是黃鎮做得了主的。趙丹被撤後，我趕緊為他寫《聞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誰，都要人給他寫本子。像蘇叔陽、白樺、李准，他都說過。他還要我給他寫齊白石，還說要不就寫《紅樓夢》。他想要演得不得了，還想當導演，常在各種紙上畫鏡頭蒙太奇小框框解饞。當時美國曾發函邀請趙丹去訪問，可有關方面卻一再拖延，待復函時配上一份有逐級領導一共八個人的浩浩名單。結果對方不接受，說他們請的是藝術家趙丹。（根據與李輝的談話和信件整理。）

　　文革後的趙丹最終也沒有在銀幕上扮演出新的形象。

◇　文革中趙丹被捕，關押在他演革命者坐牢的監獄

　　何曾想到，趙丹這位中國電影史上最為出色的天才演員，卻因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與江青有過交往、抗戰期間在新疆被捕過等原因，被關押起來。幾年裡，每天被迫做的事情，無非是反反覆覆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貶斥。他多麼嚮往銀幕，嚮往在一個個藝術形象中體現自己的價值。他的藝術正在旺盛期，正是收穫時節，可是他卻不得不將生命消耗在一頁頁自我踐踏的交代中。即便在３０年後翻閱它們，我不能不感到痛切萬分。

　　黃宗英向我講述過趙丹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被捕的情況：

　　被捕的前幾天，趙丹受到上海青年話劇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們皮手套裡放上硬物，一邊打他的臉，一邊說：你還想上臺！他們就是要破他的相。事後讓他回到家裡休息一個星期。大概就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初，一天來吉普車把他抓走。當時我正在電影廠的「牛棚」裡。白穆告訴我；趙丹被帶走了。接著，造反派要我回家給趙丹收拾東西。從海燕廠走到湖南路，距離不近，我感覺不是走在地上。丈夫被捕了，眼睛還被打壞了，我從沒有想到我會和公安局有關係。（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與李輝的談話）

　　據阿丹後來說，他被蒙上眼睛，夾在兩個公安人員之間，坐在小汽車裡，不准抬頭。但過提籃橋時，他還是從蒙眼布的底縫中明白自己不是被關在提籃橋監獄。接著，車到一個地方停下，他聽聲音明白自己是進了一座監獄，往下走，往下走，當他被推進單間牢房扔到地上時，被解了眼罩，發現自己只有憑高高牆壁上的一線光，瞥見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塊染血的草墊子上。他明白這是與盛世才監獄裡一樣的手段－－先在精神上嚇唬犯人。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最初關押他的是什麼地方。他估計是當年日租界裡日本人摧殘政治要犯的死牢。（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寫給李輝）

　　趙丹在這個至今不清楚的地方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轉到另外一個監獄。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於虹橋的一座少教所。黃宗英說，文革中，這座正規監獄被騰出來專門關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專政」對象。據她所知，當時裡面關了三百多名高幹和高級知識份子。

　　歷史此刻在趙丹身上出現巧合。２０年前的１９４８年，趙丹參加電影《麗人行》的拍攝，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劇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獄，那座監獄也就是現在趙丹被關押的地方。劇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獄中鏡頭，也是在這裡實景拍攝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黃宗英記得，當年她曾陪著趙丹的父親，到現場看趙丹拍攝《麗人行》。他們看到趙丹扮演的鬍子拉碴的劇中人，被國民黨憲兵隊押下車。２０年後，趙丹又來到了這裡。不過，此時，虛構的世界卻成了他真實的生活。趙丹後來告訴她，他從車上被推下來，一抬頭就看到熟悉的地方，後來還聽說上海市委的老幹部有的也關在這裡。他被關進囚室後，聽到有人大叫：「我要去見毛主席！」他聽出來了：這是賀綠汀的聲音。

　　「不許再說自己的名字，你是１３９號，１３９號就是你的名字。」一走進這裡，趙丹就聽到這樣的命令。和所有被監禁過的人一樣，趙丹也沒有了自己的名字。就像胡風集團冤案發生後，入獄的綠原的代號是０６８６，路翎的代號是０６８４，賈植芳的代號是１０４２。而那時，趙丹曾發表過慷慨激昂的聲討文章《我的憤怒已到極點》。如今，他自己也面臨懲罰。

　　幾年時間裏，趙丹一直是單人關押，後來出獄時曾一度語言遲鈍。

◇　變相折磨的交代

　　沒完沒了地寫交代，寫檢討，便成了１３９號趙丹的主要任務。他的交代涉及面很廣，從三十年代從影的經歷，到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盛世才當局關押前後的情況、釋放返回重慶的演出活動，以及文革前十七年裡的文藝活動。關於後者的內容，趙丹被迫交代演出《武訓傳》《李時珍》等業已拍攝完成的影片，即便沒有拍攝過僅僅有念頭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為什麼想要演劉賊少奇」。

　　趙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叛徒」來立案的。說是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捕入獄後，在盛世才當局的脅迫下做了叛徒。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抗戰初期，「新疆王」盛世才一度採取親近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與之結成統一戰線，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並先後派遣大批幹部到新疆幫助工作。新疆頓時吸引了不少左翼人士投奔。先期抵達那裡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純，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茅盾、杜重遠、張仲實等。１９３８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協會，茅盾任董事長，張仲實任副董事長。經鄒韜奮的介紹，流亡到重慶的趙丹、王為一、朱今明、徐韜等人，與茅盾取得聯繫，他們也前往新疆，在那裡成立了實驗劇團。但是，很快，盛世才在１９４０年製造了「杜重遠案」，將杜重遠和與之有關的人士逮捕入獄，趙丹也在其列。

　　孟馳北是當年與趙丹在新疆結識的朋友，他在回憶文章《趙丹在新疆》中這樣記敘過趙丹在新疆監獄的生活：

　　趙丹最初被當作要犯關在特別監獄，受盡嚴刑拷打。後來，移到第二監獄。次年，曾任過哈密縣長的程方伯也被抓了。

　　趙丹在監獄裡看了大量的蘇聯小說，他和程談果戈理、萊蒙托夫、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也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情緒煩悶的時候，輕輕哼唱高爾基的《囚徒歌》。

　　兩年後，１９４２年，新疆局勢突變，本已轉向投奔蔣介石的盛世才，被蔣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寶座。據說，他是靠大量行賄才在重慶謀得一個閑差事。控制了新疆的國民黨當局，派審判團來烏魯木齊處理積案。一部分中共人士仍然被關押。而其他人只要有人擔保，便一一釋放。孟馳北回憶，趙丹、徐韜等人找到當時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的劉永祥（八十年代擔任新疆政協委員）擔保，因為劉的妹妹曾參加過他們組織的話劇演出活動。劉永祥當時還兼漢文化促進會的董事長，直接負責實驗劇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