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成為了文革中的造反派
這個貼子是一個朋友的未刊紀實文稿中的章節,它可以幫助對文革歷史有興趣的人,從一個方面認識理解文革中的一些事。貼子較長,沒有辦法,要講清一些事,只好這樣。
文革是一個很複雜很曲折的歷史過程,不是幾個概念就能讓後來的人清楚瞭解的。很多評價文革歷史的論說,往往都有一種「瞎子摸象」的毛病,即將文革的某一個側面、縮影、片斷等局部真的或假的事情,當成了文革的全貌與本質。
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時,紅衛兵們所崇拜的紅軍長征歷史,距當時也不過 32 年。可是,那時紅衛兵們卻覺得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離自已是有多麼的遙遠。
而今,文革高潮之際,也離我們有35年的時間了;就是文革結束的1976年,距今也是四分之一世紀有多了。
當年的紅衛兵,雖然不知道紅軍的長征,實因紅軍的軍事失敗而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卻相信了「為北上抗日」的正統解釋;但是,那時紅衛兵們,畢竟還是知道很多長征的歷史。
而今天,「紅衛兵」年齡的青年人,對文革,除了「十年動亂」這一概念之外,究竟還瞭解到多少那段歷史的真相呢?
批判也罷,指責也罷,或總結也罷,歷史,總該讓它的每一部分真實,都應真真切切地擺在後人的面前吧?
--青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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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成為了文革中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編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了針對劉少奇等領導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
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並通過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決定》(即十六條);
八月十日,毛澤東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向朝他吹呼的群眾發出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100萬紅衛兵;
八卅一日,毛澤東再次在北京接見上百萬外赴京紅衛兵。
滿街都是操著不同口音的紅衛兵。各式各樣的傳單,隨著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湧進了我們長沙市。牆壁上到處貼著「造反宣言」「××紅衛兵司令部通告」「一個革命的倡議」等等五花八門的傳單。
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紅衛兵大串聯開始了。
不用上課,不用讀書,允許到全國任何地方去,坐火車、汽車、輪船一律免費,到處有政府指定設立的「紅衛兵接待站」,吃飯不要錢,需要零花錢,憑一個學生證或紅衛兵證件,即可隨時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個談起來都會令人憧憬讓人驕傲的地方,而現在,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都輕而易舉地去了……我有幾個過去的同學,他們在沒有帶一角錢的情況下,只揣著自已的學生證與紅衛兵證,借這史無前例的大串聯機會,花三個月時間,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各省,雖然路途上他們也累得夠嗆。
對此,我羨慕得要死,真後悔不該放棄已考上的中專學校而參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專學校報到,那現在不也可以穿上綠軍裝,佩上紅袖章,全國到處去看看嗎?真可惜,一步失誤千古恨!
不過,懊喪的心情並沒有多長時間,紅衛兵衝向社會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動了長沙市。
八月中旬,威嚴的中共長沙市市委大門圍牆上,貼出了一幅巨大的橫幅標語:「堅決打倒三相信!」旁邊寫了註釋:「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
還有一幅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署名的五個人都是以「長沙市十二中學共青團員」的名義。其中,有一位後來還成為了長沙市中學紅衛兵的一個名聲赫赫的造反司令。
居然反對相信共產黨的省委市委,還要「造反」,真是駭人聽聞!
一下子市委大院門口圍滿了人,先是觀看,然後就是悄悄的議論,再後就是互相之間的辯論。有人說:「這是反動標語!」「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黨!」還有些人則認為:「這是紅衛兵寫的,總會有什麼理由吧!」
一批紅衛兵則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說,說「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擠到那兒去看,去聽人們之間的辯論,聽這一方,我覺得有道理,但聽那一方一講,也覺得沒有錯,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麼我就分辨不出誰對誰錯呢?
一個北京來的紅衛兵演說的一句話,給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個紅衛兵操著一口很好聽的普通話說:「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是哪一級黨委,我們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澤東思想,是不是符合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號召,就能決定是該相信你還是該打倒你!」
這個北京紅衛兵的講話,可以說代表了從那時的紅衛後運動到以後的造反運動中的一切激進份子的政治觀點。
我似乎也發現了分辨是非的鑰匙所在。
其實,當時覺得這個很有道理的是非標準,在後來的文革實際中竟不起什麼作用。因為,對立的各派、觀點不同的每一個人,在為自已辨護或指責對方時,誰都能搬出一些毛澤東主席在不同時期說的話或語錄來作自已的武器,並用它去攻擊對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報戰、大辨論、傳單戰等等「文攻」範疇內,沒有誰不是振振有詞理直氣壯,因為誰都認為自已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都認為真理是在自已手裡。故,「符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個撿驗是否革命派的理論尺子,在複雜曲折文革中並沒有多大效用。
不過,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種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說的話都被認為是「黨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眾有任何疑義、更不能有絲毫反對的觀念普遍存在之時,(順便說一下,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條,往往就是因他有過冒犯黨的幹部的言論)現在,紅衛兵突然提出的「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黨!」與「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判斷是否革命 的標準!」的這個理念,實際對當時的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響。
如果說,文革之前,每一個黨支部書記及擔任這個職務以上的黨的領導幹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絕對威嚴而不容冒犯。那麼,紅衛兵提出的這個新口號新標準,就在觀念上幫助老百姓們,將原來視所有的黨的領導幹部們是「神」的那種地位,給予了徹底的摧毀,使人民群眾從那以後,心中只裝著毛澤東這個「真神」。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進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後,連毛澤東這位「真神」也被請下了神壇,恢復了「也會犯錯誤」的人的地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衛兵運動在客觀上也起過某種思想解放的作用。
這幾幅標語轟動了整個長沙市以至全省,攪得每一個市民都來議論甚至互相辯論。
緊接著,八月十九日,省裡的湖南大學土木系二百多個大學生紅衛兵排著隊踴進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組問題找一個市委書記,要求接見和辯論。因為那個市委書記曾與派駐大學的工作組有關。同時,大學生們還將很多寫有毛澤東語錄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運動的一個文件「十六條」中的章節,用大字報形式,貼在了市委大院內外的牆上,說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市委領導人慌了手腳,說是「右派學生要翻天了」,「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匯報後,除了動用公安人員暗中準備外,隨即又在一些工廠企業調集了幾千名工人,迅速組成了「工人赤衛隊」,來到市委大院內,意圖保衛市委。
可想而知,佩著「工人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和佩著「紅衛兵」袖章的大學生,雙方一接觸會發生什麼事。果然,工人和大學生的互相辯論,態度很快惡化,升溫,最終發生了工人毆打學生的事件,一批學生或輕或重挨了揍,並被轟出了市委大院。
對於大學生紅衛兵到市委去宣傳毛澤東思想與請市委書記接見,很多人都似乎覺得沒什麼錯誤,因為中央各種傳媒關於「紅衛兵是革命先鋒」的輿論,早已被人們接受了。 我更認為用這麼多工人去對付僅只喊喊口號貼貼大字報的學生,實在是沒有道理。
接著,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發布指示,指責發生在市委大院門口的事件是「右派學生企圖向黨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號召人們同右派學生作堅決的鬥爭。
於是,原來支持學生的工人、幹部,趕快緊閉了自己的嘴,剎時出現了聲討右派學生的一邊倒氣勢。在街頭,解釋宣傳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學生遭到了不停的圍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毆打。
為了加大反擊「右派」學生的輿論力度,省委與市委又在我市的集會場地東風廣場召開了數萬人的辨論聲討大會,還安排三名頗有聲望的勞動模範到會上控訴「右派學生」的反革命行為。其實,這幾名勞動模範並沒有看見大學生做了什麼,因為他們當時都不在市委大院內。他們只不過是奉命在大會上,對大學生們的行動進行一番官樣文章般的批判與指責而已。
正當人們在議論如何鬥爭「右派學生」,正當持不同意見的工人、幹部憤悶不平但又擔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檢舉之時,突然,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如春雷巨響,一下子扭轉了風向,尤其這份黨中央的權威機關報在社論中,還特地點了包括長沙市在內的幾個城市的名,還說「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很快,成千成萬的大學生紅衛兵湧上了長沙市的街頭歡呼,高喊口號,擁護《人民日報》社論,慶祝自己的勝利。原來就支持學生觀點的工人、幹部也自發扛著紅旗,敲鑼打鼓上街遊行,並到湖南大學去慰問學生們。對此,市委不敢再有什麼鎮壓之舉了,聽任人們又重新湧到市委大院,甚至聽任人們高呼「改組長沙市市委!」「罷×××(省委 某書記)的官!」的口號了,原來反對學生的工人與基層幹部,看到黨中央是支持學生的,也成批成批轉到了同情學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與下面成千成萬紅衛兵和市 民的壓力之下,省委真的作出了一個沒有前例的決定:基本接受群眾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書記的職務,重新任命了一個市委書記,同時真的改組了長沙市委的班子。本在幾個月前已上調中央宣傳部的省委第一書記又被 中央派了回來主持工作,而且,他在回到長沙的第二天,即親自前往湖南大學看望那兒的大學生與紅衛兵,併發砹巳惹檠笠緄慕不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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