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憤怒
最近發現某些和共產黨同聲共氣者有一個特點,這些人在聽到逆耳之言時,愛把那些發出「噪音的批評者打成「變態」,以表示自己的「高大」、「正常」和「絕對正確」;中文牛屎新聞網站(Usenet Newsgroup ACT)上有一位化名「LOGIC」者以「網流」嘴臉為中共辯護的鐵桿黨奴,曾振振有詞地發言辱罵其它網客:「那個XXXXX是個典型的白痴,我已經濾掉了……今天這些民運小丑們有那樣的膽量嗎?一個個用個假名,像個縮頭烏龜一樣躲在網路後面罵罵GCD,或鼓動民眾上街,算個什麼東西。」,言下之意,似乎這位以「LOGIC」化名上網的「黨國邏輯」自己使用的還是真名,不是縮頭烏龜。
看到有關張藝謀的出爐新聞,新聞中說張藝謀把某些「惡意批評」打成「變態」,竟然和ACT上的「網流」「黨國邏輯」相似的口氣,覺得有點可惜。我至今仍喜歡看張藝謀以前拍的電影,直到他去搞那專為權貴服務的,在紫禁城內演出的《多爛都》,從那時開始,我就不再去看張藝謀主導的任何電影。
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向權貴靠攏或受宮廷豢養是許多藝術家要出人頭地的唯一生路,那是五六百年前的,在今日許多黨國人心目中,仍屬化外異蠻之歐洲;
人類在邊殺邊學中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藝術家雖然仍有必要應酬一下權貴,或受納稅人或基金會的「豢養」,其真正的衣食父母卻必須是真正的普羅大眾。
在今日社會中,向權貴靠攏,其風險或許更大於數百年前,向一個名聲欠佳的權貴靠攏,更可能是最佳的票房毒藥。
政治手段中很有效的一種是利用名人效應,這是中共在六四屠城後為洗脫自己血腥形象,開始不計成本地以豪宅厚利拉攏海外名人為其包裝的原因之一,其最出名者有查良鏞和楊振寧;中共從一年前的申辦二OO八年奧運「贏了」和今年上海申辦八年後的世博會的「勝利」看來,某些黨奴不免會為中共詐術的一再成功而感到飄飄然,於是就有香港著名藝人梁朝偉在他有份演出,張藝謀導演的《英雄》首映禮時期出聲扮演黨國鸚鸝,公開為六四大屠殺「正名」,聲稱中共在六四時屠城為殺得有理。
此言一出,引來很多抗議聲,梁朝偉的公眾形象,一落千丈,可屬公眾人物作形象自殺的一個典範。
再看張藝謀,把某些批評稱為「變態」,實在是大失身份。身為黨國御用電影「大師」,竟然對某些黨國記者特有的流氓式發問,耿耿於懷,突現出黨國名人氣量狹窄的特色。
演藝界和娛樂圈,都是是非口舌特別多的場所,既然成了名人,就免不了有被人讚彈的酸甜苦辣和喜怒袞樂;剛被在上海發了「洋財」的德國人送上「大師」銜頭的張藝謀,可能是樂極忘形下而惱羞成怒。
多謝加拿大的開放環境,能容耐一些屬於真正百花齊放、言無禁忌的藝術組織存在,使我最近能有緣看到某些真正世界級的電影大師,包括日本的黑澤明和舊蘇聯的《安德烈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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