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我和陳世忠終究都成了失敗者

陳世忠便是那場悲劇的主人翁之一。他這種人的存在和那種悲劇之必不可免，乃是當代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可惜並未引起多少注意。那半世紀歷史，被很多人看作一場幻夢；來無蹤，去無影。但歷史不是魔術。幾億和十幾億人既非白痴，就不會被哪怕是最天才的流氓玩弄幾十年。其中必有緣故，然而至今連史學界權威都聲稱1949年那場巨變，無非就是中國這架飛機被共產黨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餘年！比喻倒是很生動，可惜無法解釋後來的歷史；包括陳世忠一代人後來反對當年劫機犯頭頭毛澤東的方式。

陳世忠的一生還有另一意義，他告訴我們：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毀共產黨統治的力量，就在曾經是它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中間。共產黨員和黨外同道者陳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來為扭轉毛澤東錯誤路線、減輕人民苦難而鬥爭的史實，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處。王申酉文集的問世，應能證明「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比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一說。

這一切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我和陳世忠終究都成了失敗者。然而在人生裡，有些失敗難道不是比成功更加可愛嗎？

1972年，我離開牛棚不久，有一天正在宿舍裡讀書，忽有一人抄著手若有所思地走進來，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劉賓雁，你說，人這種東西，究竟是物質呢，還是精神？」提問者是干校的一位領導。時間是林彪死後全國正在大學馬列著作，藉以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一聽此問，我愣住了，因為從也沒想過這個問題，只好遲遲疑疑地隨口回答說：「大概既是精神又是物質吧。」

提問的孫某人，後來就是內蒙省委的宣傳部長，可見還是有一定理論素養的。從他那一問中，可以窺見，到了毛澤東統治的高峰時期，人的精神已經被抬高到多麼極端的地位。一個血肉之軀具有五臟六腑的動物，居然可以被想像為虛無縹緲的玄虛！但怪誕的是，正好就從那時起，中國人的精神、道德、信念等等凡肉體以外的東西，無一例外地開始向深淵墜落了。換到今天，向我提出的疑問就該是:」人這種東西，除了上邊有這張嘴，下邊有那個尤物，還有什麼東西更重要呢?」在這個意義上，1971－1972年應該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精神奴役是打著革命的口號進行的，所以分外有效，而被奴役者也就並不被動，分外來勁。但對於毛澤東來說，一個潛在的危險也就在這裡種下了。毛的意識形態是絕對排除個人的；但那些忠誠的追隨者中天真而認真的分子們，在無意之中卻自然而然地要發揮個人主動性，要最出色、最突出地完成自我完善和改造世界的使命，於是個人神經的毛孔就張開了，對於四週一切事物善惡、是非的感覺就敏銳了，評斷就嚴格了。然而這其實並不是黨的意願所在；黨在政治、道德、倫理方面的所有要求，連同必須體現那些要求的人，都屬於黨的工具；都是統帥在「聽黨的話」和「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之下的。天真而認真的信徒們，以為那些要求也同樣管著黨和毛主席，於是他們就遲早要和黨發生衝突了。

陳世忠便是那場悲劇的主人翁之一。他這種人的存在和那種悲劇之必不可免，乃是當代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可惜並未引起多少注意。那半世紀歷史，被很多人看作一場幻夢；來無蹤，去無影。但歷史不是魔術。幾億和十幾億人既非白痴，就不會被哪怕是最天才的流氓玩弄幾十年。其中必有緣故，然而至今連史學界權威都聲稱1949年那場巨變，無非就是中國這架飛機被共產黨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餘年！但機上乘客如陳世忠者不乏其人，是絕不會反對劫機的（假如沒來得及參加劫機的話）；至於本文作者，自然是劫機犯之一了。比喻倒是很生動，可惜無法解釋後來的歷史；包括陳世忠一代人後來反對當年劫機犯頭頭毛澤東的方式。

陳世忠的一生還有另一意義，他告訴我們：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毀共產黨統治的力量，就在曾經是它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中間。共產黨員和黨外同道者陳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來為扭轉毛澤東錯誤路線、減輕人民苦難而鬥爭的史實，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處。王申酉文集的問世，應能證明「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比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一說。這也不奇怪，共產黨能夠藉以征服世界第一大國的那些信念和理論，為什麼就不能由別人用來批判和摧毀那群叛徒、流氓和政客呢？

我有幸於1985年與陳世忠相識，那是改革前十年那最黑暗的一年裡（注）。以他為第一主人翁的《第二種忠誠》所造成的震撼，和我過去的作品不同。1979年以來，我主要是遭到被我批評的那些省份黨委的攻擊，這一次卻升級到中央了。《開拓》月刊尚未創刊就遭停刊，那是中宣部和全國總工會領導的決定。他們比後來某些認為《第二種忠誠》是為接受「招安」而寫的異議份子們要敏感，知道這個「忠誠」對他們的威脅較之某些類攻擊更加可怕，因為它動搖了幾十年中共所特有的傳統，即對上級的組織紀律的服從高於對黨綱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忠誠。也該感謝中央的查禁，不然賈平凹先生主編的《散文報》就不會以每期五十萬份連載此文了。「第二種忠誠」因而在幾個月內就變成通用語匯，被黨內很多幹部拿來評議具體人和事的行為準則的是非，連我都感到意外。

當然，這一切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我和陳世忠終究都成了失敗者，而且不能不長期流亡國外。然而在人生裡，有些失敗難道不是比成功更加可愛嗎？

註：

世人只知1981、1983、1987和1989有過名目不同的四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卻不知1985年年初至1986年初夏有過一次時間持續更久、改革派損失更大的一次倒退。胡耀邦自年初起被逼步步後退，第四次作協代表大會上關於創作自由的許諾實際上已被取消，有限的新聞自由被重被收回。省委書記中最堅定的改革派－－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以及海南黨委書記雷宇先後落馬。各省市中層和下層經濟領域改革上有所貢獻的幹部也紛紛被審查、撤職甚至被捕。全國一時陷入萬馬齊喑局面。加上1985年這一次，十年改革就正好每兩年有一次回潮了。

（中國之路）(12/8/2002)(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