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數眾多的內外矛盾當中,以台獨、藏獨、疆獨等代表的分裂勢力的壯大,可謂北京最為棘手的處理難題。毫無疑問,雖然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論似乎反應不佳,在國際社會迴旋空間狹窄,但面對中華民國不依賴北京而獨立存在的政治經濟力量,尤其是贏得西方國家普遍好評的民主自由體制,造成北京雖然可以用國際社會認同的「一中原則」來反制台獨,但卻沒有真正可以促統的有效手段。
與臺灣相比較,西藏、新疆則是在北京有效的統治範圍內,任何獨立勢力隨時可以遭到鎮壓,但無可否認,在達賴流亡政府的外援,以及疆獨力量的煽風點火之下,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勢力非但沒有消聲匿跡,相反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地區差距日益擴大、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大有在地下蔓延的趨勢,北京如果不加以重視,對其民族政策不做深刻的反省,消弭分裂勢力尤其是恐怖主義勢力存在的溫床,那麼,在各種社會矛盾的引爆下,中國大陸的分裂危機並非是天方夜譚。
當然,平心而論,同蘇聯時代史達林的民族政策相比較,中共的民族政策尚屬溫和。僅以西藏來說,今年是所謂西藏「和平解放」五十一週年的紀念年,北京在西藏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也加速開放西藏的門戶,來抵銷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的影響力,在中共歷舉的政績中,有這樣幾條:五十一年中央對西藏的投資和財政補貼達五百六十九億元人民幣;西藏自治區的生產總值在二○○一年達到一百三十八億元,比1951年增長35倍;西藏人口從五十年代的一百萬人發展到今天的二百六十二萬人;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達到全體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九;在保護宗教文化方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累計撥款三億多元,維修了四百多座文物古蹟和宗教活動場所,目前又計畫投資三點三億元,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三大重點文物進行維修。
儘管如此,西藏獨立的隱患仍然遠遠沒有消除。達賴喇嘛在國際上指控北京蓄意破壞西藏傳統宗教文化,沒有誠意給予西藏高度自治,西藏內部的僧侶精英,甚至年輕一代,也不滿北京操控一切政治權益,將無神論凌駕在達賴班禪的精神領導之上。面臨這種情況,北京不能迷信現代化發展能夠解決西藏的一切問題,因為全球化的劃一性發展,正好激勵地方化和本土化的定位認同,再加上西藏宗教傳統與北京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就會使西藏民眾把現代化對傳統生活方式的衝擊誤解為民族壓迫,使西藏的離心力更大;同時,如果北京只強調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強調歷史上西藏屬於中國,而不是向西藏民眾表明在統一的中國下西藏今天和明天的美好前景,那西藏民眾尤其是藏傳佛教的信徒們難以從內心深處認同北京的「大一統」觀念,而把它視為是歷史上封建大一統觀念的延續,缺乏民主自由和公民自決的現代精神;此外,在現實政治的操作中,然後北京強調重視少數民族,但漢人永遠是第一把手,藏族幹部只能做副手,就會使藏族民眾認為自己矮人一等,無法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時也懷疑北京的「援藏政策」是「項莊舞劍」、「黃鼠狼給雞拜年」,最終是扼殺西藏的宗教文化,把藏人變成漢人附庸。
由上所述,北京在西藏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再加上強硬的政治軍事控制,都不能完全「征服」藏民的人心,何況臺灣長期獨立於北京的統治,在經濟上尤其是民主政治上取得遠優於北京的成就,難道北京的文攻武嚇、以商圍政、大一統宣傳就能獲取收復臺灣的成效?可見,面臨台獨、藏獨乃至疆獨的挑戰,北京必須反躬自省,放下鴨霸心態,堅持經濟開放,推動政體改革,以平等友善之心與達賴、臺灣執政當局展開談判,爭取民心民意對中國統一的認同與支持,因為畢竟大部分的全球華人不願意看到中華民族四分五裂,更不願意看到中華民族陷入內部戰爭的萬劫不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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