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共《人道報》的這篇評論文章題為《從鐵飯碗到泥飯碗》，評述中國經濟轉型和經改深化帶來的社會貧富鴻溝加大以及貧困階層失去社會保障的問題。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以如此深刻的筆觸批評中國社會制度，似乎還相當少見。文章盡量體現客觀分析並語氣平和，但論點相當尖銳，包含了法共對中國共產黨社會政策的批評。
法共《人道報》文章認為，中共忽視了經改過程中的社會保障問題。這表現在國家聽任社會保障體系全面萎縮，國企在經改中積重難返而大量裁員，卻又無力繼續承擔其從舊體制時代承接下來的社會保障體系，而由於國家缺乏集中和平衡社會保障金來源的統籌政策以及國家干預失敗，沿海地區富裕省份和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拒絕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企業的職工出錢建立社會保障基金，以致今天中國社會尚無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大量失業者（下崗職工）和退休者處在不穩定的社會狀況或貧困線的邊緣。與此同時，佔就業人口75％的農業社會完全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法共《人道報》指出，如果說中國經改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中國社會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口卻不能分享經濟改革帶來的成果；相反，他們的社會處境因失去工作和失去基本的社會保障而變得更糟。《人道報》認為這就是導致中國社會抗議行動日益頻繁的原因。失業者和退休工人憤怒了。靜坐示威、臥軌抗議、堵截公路交通、集體請願等，這在今日的中國都已不再是新鮮事。
《人道報》文章指出：在中國，雖然示威行動是官方禁止的，但1998年以來中國民眾的示威抗議行動卻成倍地增加了，儘管這類示威行動基本上是反應式的和局部性的，較多發生在公營部門，尤其在冶金工業集中的東北城市。50年代在前蘇聯幫助下建起的東北重工業區如今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災區」。《人道報》特別提到了今春以來東北工人的不滿情緒，大慶和遼陽相繼發生了198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公開抗議行動。《人道報》文章寫道：「人們記得十三年前天安門學運期間，當時第一波下崗潮就已促使工人與學生一起上街遊行。十三年後，工人的要求依然沒有變。今年3月，大慶五萬被解雇的工人依然高喊「要工作，要吃飯
」的口號上街遊行。」
法共《人道報》客觀地回顧了中國過去建立在國企「單位」基礎上的社會保障體系演變、衰退和萎縮的過程。中國過去實行由單位提供住房、保障孩子入學如托、暖氣、醫療報銷以及退休金的社會保障制度，但這種陳舊的社會保障制度現在已經完全萎縮。《人道報》文章指出，即使在中國過去實行的由單位統包一切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扮演社會調節人角色的嚴格說來仍然是企業，而不是國家。因此，中國迄今為止並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體系，而執政黨在這方面完全缺乏經驗。
舊體制失效之後，新體制建立不起來。《人道報》認為，這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國企承擔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巨大代價，無力再支撐舊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不願為注定死亡的大批國企以及貧困省份分擔社會基金，致使成千上萬國企職工由於國企的必然解體而成為中國經改的犧牲品。在農村非集體化運動六年後，鄧小平決定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從那以來，盈利成了企業高於一切的信條。繼1986年國家規定企業可實行招聘合同制之後，1988年又頒布了企業破產法，而國家同時也允許企業裁員。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基本上是由大型國企來承擔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巨大代價，因此國企很快就因低效率以及社會負擔過重而被壓垮，無力再維持自身的生存，被迫大量裁員。這時出現了中國社會首次稱為「
下崗職工」的失業者階層，同時也出現了一種初級的、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基金。
法共《人道報》客觀地指出，在經濟轉型期和經改深化期，由於政府根本沒有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明確目標，積重難返的國企依然勉強按最低限度承擔其原來的社會保障職能，即由國企承擔「下崗工人」的基本生活費。由於進一步的設想出現了由企業、國家和薪工共同出資的「三位一體」退休金庫的思路，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在正式意義上產生社會保障資金的開端。
由於公營部門的很多家庭在經改的潮流中根本無法脫離國企而自謀生路，於是強迫性的解雇產生了大批被稱為「下崗工人」的失業者。這種被「下崗」這一模糊社會詞語掩蓋了的失業現象，實際上使國企替社會背上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因為「下崗工人」仍然倚賴國企而生存，並不是由社會去承擔其生活的基本保障。法共《人道報》文章客觀描述了這一變化過程，但指出這只是中國社會政策的一個「權宜之計」。90年代初期，至少有一半國企採用這種權宜之計。靠「下崗」這一新發明，失業者不用工作可以領到最低限度生活費，並繼續享受單位提供的住房、暖氣等社會福利。到了1992年「下崗」人口大爆炸之時，中國政府不得不發出全民「下海」經商的號召，以減輕國企和經改本身的沈重負擔。
大概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政府意識到社會保障體系制度化不搞不行。在退休金方面，開始實行再分配和資本化相輔的混合體制。也就是說同時設立兩種退休金：第一種是由企業、國家和薪工共同出資的退休金庫；第二種是補充型的退休金，僅由薪工和企業出資，國家不再參與。與此同時，國家鼓勵勞動者購買私人保險。目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化的啟動，大概可分為這三種類型。法共《人道報》認為，這仍然是初級型態的社會保障制度，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仍然是由國企勉強承擔其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因為沒有私營企業的參與，一種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不起來，甚至由企業、國家和薪工共同出資的退休金庫也未能廣泛建立起來。
《人道報》指出，中國1993年頒布的一項失業保險規章規定了享受失業金的條件。各地也開始設立一些職業介紹所。這不失為規範化的開端，但這類社會最低保障依然步子很小，只有醫療保障得到重視並全面予以重新設計。個人重大醫療費用由薪工和企業出資的集體帳戶承擔，其中企業出資佔70％；至於日常醫療（即平時看病吃藥）的開銷，則完全由薪工自己出資建立的社會保障公積金庫承擔。此外，省市一級可設立醫療保障互助金庫。1995年頒布的勞動法也對社會保障金的三級管理、多種形式以及標準化作出相應規定。直到1997年，國家設立了社會保障部來統籌處理這類問題。
但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化的努力至今還剛剛起步，人們對此評價不一。《人道報》指出，截至2000年底，中國各大城市1.28億退休者中有2000萬人享受不到退休金。而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退休者能按時領到退休金，近100萬退休者往往要等半年以上才能領到退休金。至於佔就業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業勞動者，以及從事獨立行業的自由職業者，則完全被社會保障體系所遺忘。
《人道報》還指出了中國面臨的另一問題，即中國人口的逐漸老齡化。由於人口老齡化，社會負擔勢必加大，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成為緊迫的問題。目前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佔中國人口的10％；而根據人口分析，再過三四十年，到2040年左右，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將佔中國人口的25％，相當於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除人口老化之外，中國的失業問題也同樣令人擔憂。
按目前中國的失業救濟水準，失業者的生活狀況幾乎接近貧困線。《人道報》以北京的情況為例指出，失業者每月領取的生活費（失業金）大約在150至250元人民幣之間，相當於政府規定的最低月收入底線。若拿失業者與那些有能力購買私人保險或其他保險的高收入者作比較，則社會不平等造成的差距已經到了令人眩暈的地步。這種社會不平等不僅存在於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也存在於不同地區的差異之間。比如，上海人的年均收入為37350元，而貧窮省份貴州的居民年均收入只有大約2500元。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最低生活保障金定在100元左右，其適度性恐怕是不准的。
《人道報》認為，按中國人的社會習慣，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依靠家庭和「關係」（指親友等各種社會關係）仍然是中國社會普通人抵抗貧困的天然屏障。據有關統計，1998年，北京
44％下崗工人是依靠「關係網」重新找到工作的。目前中國失業率估計處在8％至12％之間。《人道報》援引西方專家意見認為，不管採取什麼措施，由於經濟增長率逐年緩降（2000
年降到8％，2001年降到7.3%）、裁員增多，加上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中國失業大軍的「城市洪水」還會上漲。
譬如國營紡織廠或冶金廠的下崗職工（年齡大都在四十歲左右），由於沒有什麼特別的專業技能，再就業只能找到收入較低的零碎工作。隨著國營企業的瓦解，下崗職工的這種不穩定社會狀況還會加劇。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正處在一個大解體的過程中，目前國企職工只佔就業總人口的43.8%，而國企的產值也已經降到只佔國民總產值的45％。另一個現象是服務業的勃興，1991年在第三產業就業的城市人口只佔20％，現在已經上升到45％。鄉鎮企業也有很大發展。這些在私營部類發展起來的公司企業完全不同於揹負龐大財政赤字的國有企業。《人道報》認為，這些私營企業按理應能提供足以讓社會保障體系運行起來的公積金，同時也需要政府從財源上和機制上對各種資金來源加以集中和平衡，但直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在資金集中和平衡方面的努力均告失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富裕的省份和有錢的企業不願意為貧窮的省份和貧窮的企業出錢來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有最後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必須嚴厲打擊腐敗和懲戒貪官，才能防止社會保障金庫投保人的基金遭到侵吞。
法共《人道報》最後認為，中國要建立和完善社會制度，仍有待於國家職能的重新定義。文章沒有進一步陳述國家職能重新定義的內容，但顯然包含政治層面和管理層面的改革。不過《人道報》基於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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