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大夫的「中式」生活

　　 在採訪他之前，記者想當然地將他和閑坐在三里屯酒吧中吞雲吐霧，或操著半生不熟的中文，在各種晚會上活蹦亂跳地演繹著中國情結的「老外」扯在一起。想必這位「洋大夫」就算不會「演戲」，至少也該比較「現代」，而且風趣、幽默。誰知見面才發覺，這個「老外」居然嚴肅得近乎嚴厲，甚至還有些憂鬱。

　　 採訪時本想瞭解一些他在中國的逸聞趣事，但這位坦率的「洋大夫」卻「跑了題」，情不自禁，甚至毫無保留地傾訴了許多他的煩惱。這些感受是那樣的真實，真實得令人有些詫異與感動。一時間，記者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想他如果走在自己國家的大街上，多半會像那兒的空氣一樣，普通，但鮮活。然而他卻選擇了中國，也就意味著將體驗一份只有在中國才會感受到的煩惱與快樂。記者遂放棄了最初的想法，因為突然覺得，這份真實的感受，其實遠比那些所謂的「奇聞逸事」更有份量。

　　 「入鄉隨俗」不容易

　　 留著一頭棕黃色捲髮的費立鵬，高大、魁梧，眼窩深陷。一眼看上去，絕對是個「正宗」的加拿大人。但如果光聽他講話，那一口流利的中文又幾乎讓人忘了他是個「老外」。

　　 今年已52歲的費立鵬，看上去也就40來歲。在他遞給記者的名片上這樣寫著：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社會醫學系副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客座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處顧問。

　　 1976年，16歲的他以一名留學生的身份隨紐西蘭代表團第一次來到中國，想以此為「根據地」，好好研究一下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共衛生」。1985年，他再次來到中國，並決定長久定居下來。沒想到，還沒等他的新奇勁過去，不解與苦悶便撲面而來。也許對他來講，「入鄉隨俗」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80年代來中國的外賓還不多，那時在偏遠的小城市，行人看到我們，就像看動物園裡的猴子一樣，新奇得不得了。看到我們吃飯，便在一旁議論，『他們也會吃東西？』我聽了很不舒服，很反感，覺得他們不禮貌。好在後來外國人來得多了，人們慢慢也就不奇怪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就像頭疼、感冒一樣，時不時地就會湊過來折磨他一把。「當時我們住在外賓樓裡，進出時總會有人問這問那的。西方人崇尚自由，很不習慣這種過分保護的做法，我們感到很不自在。」

　　 說起來，這還只是些小「花絮」，不足挂齒。真正讓費立鵬感到難以接受的是，他總會在很多方面遭受到一些「特殊待遇」 。比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買機票時就因為是外國人，便要多掏兩倍的價錢；1994年之前用外匯券換人民幣，比例也要低得多，「而我的工資並不比國內人高多少啊。」費立鵬感到不平。

　　 如今，費立鵬一家就住在醫院的家屬樓裡。他沒有私車，據說每次去大專院校講課，往返都是乘「小公共」。而他眼下最苦惱的「家政大事」也跟很多普通居民一樣－－房子，「我想買附近小區的房子，可開發商不賣給我，說只有得到公安部門的批准後，『老外』才可以買，但價格要比市場價貴出兩三倍。」說到這兒，費立鵬一聳肩，一臉的無奈。

　　 像其他居民一樣，費立鵬每天都會去攤上買農民自產的蔬菜與水果，「很新鮮，很好吃。」說起吃來，費立鵬終於露出了難得的笑容，「當時在長沙，市場上還沒有花生醬、番茄醬、色拉醬什麼的，我們只好托朋友從國外或香港帶回來。後來中國經濟搞活了，商場裡的食品也多起來，我們每星期都去超市看看有沒有新的西式食品，感覺特別興奮，『哇，又有新的！』發現的那一刻，高興得不得了。」費立鵬說這是他印象中最快樂的事。等到1994年來到北京後，想買什麼都能買到了，那份如同發現「新大陸」的興奮便被沖淡了許多。

　　 和中國一起「變」

　　 就在國內人削尖腦袋，也要飛往大洋彼岸的時候，費立鵬卻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中國－－這個遠不如自己國家富裕的地方。難道這個陌生的東方國家真有那麼大的魅力嗎？

　　 「對我來說，中國在精神科方面的研究比國外起步晚，我覺得來中國可能機會更多。另外，這二十來年裡，中國的變化很快，作為一個外國人能參與其中，我覺得很有意思。」沒錯，身為一名醫生，一位「老外」，費立鵬這些年的確親歷了中國在很多領域，包括在精神衛生研究上的長足進步。儘管生活中有諸多不如意，但他似乎並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只是不解依舊，無奈照存。

　　 「在中國，不要說普通人，就是醫生們對這門學科也有偏見，認為人的很多毛病都是『思想問題』，而不是『心理疾病』。」費立鵬說有一件事給他印象特深：「十年前，我在長沙工作，每次單位開運動會，我們那兒的小夥子都不願參加，怕報出科室的名字後，找不到對象了。」

　　 作為一門「引渡」而來的邊緣學科，精神科目前在國內醫學界只能算是神經科的「小弟弟」，不僅地位不高，大夫的收入也相對較低。費立鵬對此很苦惱，但最讓他搞不懂的是，為什麼工作中時常會受到一些限制。「其實我研究的一些課題很有意義，醫院也承認，卻很難打破原有的資金分配制度，我沒有足夠的錢，怎麼能繼續下去？」對於國內早些年用人制度不活，很多有能力的人難以得到破格提拔，只能論資排輩的事，費立鵬也感到很費解。「有時候我也擔心，有這麼多限制，還要繼續呆下去，是不是在浪費生命。也許換在別的國家，現在已經很有成就了。但我還算樂觀，目前情況也比以前好了許多，我又看到了希望。」

　　 在與費立鵬的交談中，記者感到，他在中國這些年的生活，似乎並不那麼平坦。那種東西方文化、觀念的差異，彷彿一粒服錯的藥丸，令他渾身不自在，卻又難以名狀。

　　 「我不明白為什麼在國內會有那麼多大夫吸菸。其實吸菸本身就是個心理問題，可許多研究心理衛生的大夫卻難以戒菸。這實在讓人奇怪。我對同行談起這事時，他們都笑話我。」費立鵬只能搖頭，「在國外，如果大夫吸菸，才要被笑話。人們會認為大夫不用他的知識改變他的生存方式，是不尊重他的知識。」

　　 除了吸菸，國內生生不息的勸酒方式也讓費立鵬很是頭疼，「最怕的就是去東北，吃飯時主人一定要勸酒，而且非要你喝醉不可。我說夠了，不喝了，主人就不高興，覺得你這個『老外』怎麼這麼『牛』，太不給『面子』了，不友好，甚至因此中斷合作。」費立鵬一臉的無辜，「可是在我們國家，主人的職責是尊重客人的習慣，絕不會有人硬勸你喝酒。」費立鵬又感慨，「如果國內的人都不吸菸少喝酒，可以省下多少醫療費啊……」

　　 喜歡中國的「家庭觀」

　　 1990年成家的費立鵬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是個美國人，高挑，挺拔，留著齊耳的短髮，眼睛如海水般湛藍，笑容毫不吝嗇地掛在臉上，感覺比費立鵬親切得多。

　　 當問起他有沒有關係比較密切的中國朋友時？費立鵬卻反問記者，什麼叫「密切」？「同一件事，我和中國朋友的看法卻完全不同，難以產生共鳴。我有相處不錯的中國朋友，但很難『密切』。」

　　 似乎為了證明什麼，費立鵬立刻聯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老大的學校組織孩子們去動物園，當車開到關老虎的籠子前，司機突然從車裡抓出一隻雞，扔進老虎的籠子裡。孩子們在一旁興奮地大喊，『加油，加油！』。後來我老大無意中說起這件事，我們都吃驚地張大了嘴，覺得非常奇怪，怎麼會有這種事？！可我把這事說給中國朋友聽時，他們卻覺得很正常。但我的本國朋友聽說後，根本不相信這事是真的。」費立鵬說他的老大也在一旁使勁喊『加油』，並不覺得這事奇怪。看來，孩子很容易被「同化」，但大人想扭轉觀念，卻沒那麼簡單。

　　 突然想起張朝陽的一番感慨，大概意思是，在國外謀生的中國人，無論外語說得多「溜」，工作多體面，可面孔卻總是蒼白的。就好像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一樣，表情也總是蒼白的。那是長期無法融入當地文化，又得不到本土文化滋養而造成的「營養不良」。

　　 記者問費立鵬是否也有同感，費立鵬想了一會兒說，「還好。西方的文化太鬆散，而且家庭觀念不強，但中國人比較重視家庭，這點很好。這也是我願意留在中國的重要原因。」費立鵬說他現在回到加拿大，反而有點不適應，也很不滿西方國家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傾向。」

　　 愛家在北京

　　 在南方生活的那幾年，費立鵬儘管「中國話」已說得很「溜」了，但面對「鳥語」般的地方方言，仍是一頭霧水，感覺像在學第二門外語。「這也是我下決心來北京的一個原因。來到北京後，我一下子覺得自己變聰明瞭，別人說什麼我都能聽懂。可一回到南方，我立刻又覺得自己變傻了。」

　　 年輕時跳過一陣現代舞的費立鵬，現在還很喜歡看芭蕾舞。「等孩子再大點，我會帶他們去看歌劇、舞劇，現在不行，孩子太小，票又太貴。」說起兩個孩子，費立鵬的眼中又多了些慈祥。

　　 「老大8歲，中文名字叫費思佳。老二5歲，叫費佳麗。」這倆名字怎麼聽都有點像《飄》中女主人翁郝思佳和續集《思佳麗》中女主人翁的名字。在費立鵬的辦公桌上，立著一幅孩子們的合影，兩個小女孩紮著中國式的小辮，頭靠頭，笑容比身後的陽光還燦爛 。

　　 每過幾年，費立鵬夫婦就會帶孩子們回趟「老家」，「她們特別羨慕那兒的表兄妹，因為這些孩子和她們的年齡差不多大，卻沒什麼作業，每天有充足的時間可以玩。但她們卻不行，國內考試壓力大，作業多，每次她們都不願回來。」

　　 來北京後，費立鵬去過許多博物館，「我對中國的文化發展很感興趣。」但同時，他也「被迫」去過許多不喜歡去的地方，比如公園。「每次出差到一個地方，就會被安排去逛公園，我很不感興趣。我的老大也不喜歡去公園，特別是遊樂園，覺得人太多，在那兒玩是件不愉快的事。」

　　 雖然家人都在這兒，但要說自己一點都不孤獨還是有些誇張。費立鵬說他抵抗孤獨的最好辦法就是拚命工作，充實生活。「現在網路這麼發達，我可以上網和朋友聊天，我愛人也經常用OICQ同她父母和國內的朋友聊天。」

　　 採訪時，記者發現，費立鵬能非常自然地將一些詞彙口語化，比如稱大女兒為「老大」，稱妻子為「愛人」。看來，時光荏苒，這個當年對中國兩眼一摸黑，走哪兒都覺得哪兒不對勁的「老外」，現在真是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