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下崗,民工上崗「 中國城市貧困現象引人關注

中國城市的貧困現象近年來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最近在東北等地持續不斷的工人示威事件更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分析人士說,讓下崗工人重新走上崗位,是解決城市貧困的根本辦法。

根據中國政府的估計,目前有三千萬貧困人口生活在城市裡,佔城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副教授周曉說,由於城市裡存在大量的流動人口,而且各個地方劃分貧困線的標準也不一樣,因此很難確切的統計出準確的城市貧困人數。但是,如果不以傳統的城市戶口為標準,而把實際生活在城市的人算作是城市人口的話,貧困人口肯定不只不止三千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推算說,中國城鎮居民有近五千萬貧困人口。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城市貧民問題的研究報告說,在90年代以前,中國城市貧民主要是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和無法定撫養人的所謂「三無人員」。但是90年代以來,城市貧困出現了新的情況,即大量的下崗和失業工人成為城市貧困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貧富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周曉副教授說,城市貧困存在地區上的差異:「我覺得就是分地方來看。在東北是非常嚴重的。就是越是以前國營企業集中的地方,比如說武漢、重慶、瀋陽、本溪,就是國家比較重視的、而且國營企業很多的城市,問題是非常非常大。在那些個國營企業本來就很小,然後私營企業發展得很快的地方,這個城市貧困的問題就好得多。比如說,溫州、浙江這些地方就好得多。」

由於各地區在物價、消費模式、收入水平以及地方財政承受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各城市的貧困線也相差很大。北京西城區西長安街辦事處的葛長海說,他們這個區的貧困戶,人均每月從政府那裡領取285元的生活保障費,因此吃穿沒有問題,但是他們的居住條件差,醫療保險、子女教育、退休金等問題都得不到保障。

不過,這些貧困人口絕大部分是相對的貧困,而不是絕對的貧困。葛長海說,這些下崗工人的基本生活條件與以前相比當然是改善了,但是與周圍的人比,特別是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相比,他們的境況就顯得很不好。因此他認為,根本的問題在於社會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王曰衷曾經是杭州浙江省送變電工程公司的工,因為舉報公司侵犯職工依法納稅權而在1997年被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之後,至今失業在家,只能靠家人的接濟和高息借貸來來維生,兩個兒子也一度失學。生活水平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

王曰衷說:「我一被企業辭退,舉報企業這個偷稅事情被企業辭退之後,那就是翻天覆地。我不但是肉沒得吃,而且還欠了一身債。」

他說,下崗職工生活非常慘,因為靠國家救濟,只能維持在餓不死的水平,其它的就談不上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認為,經濟和社會體制轉型是新城市貧困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工人的就業由政府統一安排改為市場配置,對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改革又造成了大量的失業和下崗工人,與此同時,過去企業對工人的保障隨著企業的破產倒閉而消失,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但是失業工人王曰衷認為,缺乏經營能力的企業領導的腐敗行為和甩包袱的做法等人為因素,造成了大量工人失業、下崗。

王曰衷說:「現在企業,不但是下崗的不招,而且把自己企業的職工也想盡辦法推向社會,也不管,而是招用大量的民工。現在有一句順口溜,就是說『職工下崗,民工上崗』。民工幾乎都擁進城了,但是職工下崗。職工被下崗並不是說企業倒閉了,而是企業為了甩包袱以後,欺騙職工,簽訂什麼假合同,就是說買斷工齡,搞這些東西,強行搞。把職工推向社會。」

王曰衷說,企業雇佣民工的做法現在很普遍,因為民工待遇差,又不需要提供保障,因此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同時還可以通過虛報雇佣的民工人數,把他們的工資裝進自己的腰包,從中漁利。在企業倒閉之後,企業領導,包括他們的家屬和親戚朋友,仍然可以利用權力,通過拍賣企業的資產等手段,侵吞國家財產,來發家致富。

統計數據顯示,在2001年,五百多萬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目前仍然沒有找到新的工作,而登記失業的城市居民達到六百八十一萬。另外還有一億流動民工在城裡尋找就業機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失業問題將更為嚴重。

夏威夷大學的周曉認為,在加入世貿之後,城市裡的絕對貧困人口可能不會上升,但是相對貧困現象肯定會急劇上升,因此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的貧富分化。這些集中居住在城市,失去了工作和保障的下崗工人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也就會無所顧忌,因此會成為引起社會動盪的主要因素。

由於擔心越來越多的城市貧民會起來鬧事,北京中央政府計畫撥出巨款,改善失業保險制度,同時加強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使城市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財政部長項懷城表示,在今年的中央預算裡,將撥出860億元用於社會保障項目,比去年的撥款增加了28%。用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款項,也從去年的23億元增加到今年的46億元。另外,還會撥出512億元用來補貼國營企業的退休工人和下崗工人的退休金。

但是周曉說,城市貧困問題光靠國家財政支出是不能解決的。

周曉說:「這幫40歲以上的人,在將來30年之內,都會是中國主要的勞動大軍,所以要把他們進行職業再培訓是最重要的。」

周曉還表示,在進行職業再培訓的同時,還應該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大力發展服務業,對聘用失業和下崗工人的企業和單位進行獎勵等一系列措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周曉還呼籲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保障下崗女工,尤其是40歲以上女工的權益,切實採取措施來解除社會上對她們的性別和年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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