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興藏學的背後

西藏文化突然成了香餑餑

對於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西藏以宗教為生命的文化，完全是是落後愚昧的把戲。幾十年來，中國官方宣傳的基本口徑是：西藏文化導致了西藏的貧窮、野蠻、食人肉。從50年前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把漢文明裝在槍膛裡，把毛澤東思想挑在刺刀尖上，向弱小的西藏人傳播「福音」，從而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

在一切都變化了的今天，這種大漢族口徑仍然毫無改變。不久前，加拿大的一位記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陸的火車上，遇到一名年輕的中國女學生。他們聊起西藏問題。加拿大記者及同伴認為江澤民應和達賴喇嘛坐下來談判。那位漢族女生說：「西藏人很樂意被我們中國人解放。達賴是奴隸販子。他不敢回來，因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這位加拿大記者因此驚駭地得出結論：「原來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騙。」

那麼，以這樣說謊到底的漢人政府和這樣容易被騙的漢人，突然興起的「西藏熱」，所為何來？

民間的「西藏熱」倒還不難理解。目前，西藏的書籍、音樂、食品正在中國各地廣泛傳播。去西藏旅遊已成為當今漢人的新潮。在現代人的一片精神真空中，不少漢族藝術家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了西藏，塑造了一個有別於官方的文化西藏。這裡也有出口轉內銷的因素。原本以中華文化為驕傲的漢人，突然發現，比漢人更先進的西方人，反而熱愛、迷戀被漢人瞧不起的西藏文化。崇洋的他們，這才回過頭來，重新認識近在毗鄰的西藏文明。

然而，中共官方挂帥的大興藏學，卻是居心叵測。自從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以來，達蘭薩拉和北京的較量無日無之。儘管中國政府運用政治、經濟的力量，控制西藏人的物質世界，然而，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逃到印度後，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仍然把保存本民族文化當做頭等大事。作為西藏宗教文化的代表，他們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今天，藏傳佛教的信徒遍及五大洲。西藏研究成為西方的顯學。達賴喇嘛成為西方人心中的和平偶像。

於是，曾經逼走達賴喇嘛、摧毀大量西藏寺院的中共，也開始東施效顰──把被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的西藏宗教文化，貼上「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標籤，向外兜售。儘管江澤民之類的官員對歐、美人熱衷於「喇嘛教」仍然困惑不解，但他們在牢固控制西藏、竭力消除達賴喇嘛的影響之餘，不惜一切地，力圖搶走西藏流亡政府多年奮鬥的一個著力點──西藏宗教文化的主導權。一個龐大的專制政權和一個弱小的流亡政府較勁，從表面上看起來，能動員巨大社會資源的中國政府節節取勝，因為王牌盡在北京手中。

「中國西藏代表團」馬不停蹄

僅僅是今年4月至6月，中國政府就派出多個「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馬不停蹄地去了瑞典、法國、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俄羅斯等國。這些代表「西藏文化」的代表團，團長大都是如肖懷遠、李國清之類的漢人，也有在中共政府裡任高官的藏人，如西藏自治區副主席次仁卓嘎。這些大撒銀子的訪問，毫無例外一律是「成功的和必要的」，「達到了加強交流和促進瞭解的預期目的。」

越來越聰明起來的中國政府，在各國全面介紹了西藏50年的巨大成就時，採取了多種生動活潑的形式：報告會、圖片展、藏族歌舞表演。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們居然動員了西藏那曲孝登寺活佛珠康　土登克珠，現身說法，讚揚中國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揭露達賴之流的謊言」。他們的收穫不可謂不大，各東道國人士在親耳聆聽他們介紹西藏的情況後，全都「被感染了」，人們開始「消除誤解」，「高度評價50年來西藏發生的巨大變化」。

在出使歐、美和亞洲10幾個國家的代表團背後，是一支可觀的中國藏學研究隊伍。據統計，目前中國已有各級藏學研究機構50多個，專業的藏學研究人員達2,000多人。他們出版了近千種藏文典籍，發表了數千篇藏學論文。藏學專著新書也層出不窮。電視專題和網站也熱熱鬧鬧地參與宣傳。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將會有更多的「中國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團」揚帆出征，去抵消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多年努力在國際上取得的成功。既無錢、也不能進入自己土地的西藏文化真正傳人──達賴喇嘛，除了道義和國際正義人士的支持之外一無所有。看起來，他們絕無力量與來勢洶洶的中國政府競爭。

田野調查──無法抗拒的誘惑

宣傳的拳頭打出去還不算，真正厲害的，是北京政府能夠把各國眾多的藏學家請進去，為「推動中國藏學研究」增添光彩。今年7月，170多位中、外藏學專家與學者聚集北京，出席「2001年北京藏學討論會」。這些藏學專家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荷蘭、瑞士、澳大利亞、尼泊爾、巴基斯坦、日本、韓國、臺灣和香港。此次國際性會議規模空前絕後，比過去在北京舉辦的前兩屆藏學研討會參會人數更多，涉及的學科範圍更廣。會後，部分客人被邀請去西藏，遍訪名勝古蹟、城市鄉村。他們都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毫不奇怪，從專業需要出發，重視學術田野調查的西方學者，對中國政府以實地考察、免費觀光做誘餌的熱情邀請，幾乎是無法抗拒的。藏學在西方成為顯學，是與西方人探險入藏的600多年漫長歷史連在一起的。偏僻而神秘的西藏高原，對西方人一直有著難以形容的吸引力。

按照西方人的觀點，不是西方首先發現東方，而是東方首先闖入西方。歐洲人忘不了1241年聖誕節，剽悍的蒙古騎兵怎樣橫衝直撞地渡過多瑙河。被驚嚇的歐洲人從此不敢放心。他們一定要搞清楚：把他們嚇壞了的東方騎兵從何而來。於是各國使節、探險家不斷被派出。蒙古草原、喇嘛教、吐蕃（今日西藏）因此被發現。

幾百年來，除了1904年英國軍隊進軍拉薩算是入侵，其他經過千難萬險才能進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做什麼呢？他們大都去追溯河的源頭、探測湖的深淺、採摘花的標本──力圖揭開高原大自然的神秘。

到了20世紀後期，西方藏學趨向成熟，卻是與達賴喇嘛的流亡有關。流亡政府帶走了一批珍貴的藏文文獻和檔案（使之免於文革浩劫）。不少流亡的藏族學者是滿腹經綸的「西藏通」。這些都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加之80年代起，中共統治下的西藏開始對外開放，國際性的西藏熱和藏學熱由此興起。

現在，中國政府給迷戀西藏的西方人提供了誘人的機會前往西藏實地考察。許多社會、自然方面的研究需要科學數據，田野調查是必需的。中國政府待客唯恐不周，那麼，西方藏學家該付出什麼作為報答呢？毫無疑問，他們首先必須開始「自律」：對中共的在西藏的暴行保持沉默，對拉薩監獄裡眾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視而不見，甚至有義務讚揚中共的治藏成就。近年來，藏學課題的選擇開始偏頗，學者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角度研究的較多，而迴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問題。

當然，也有不怕在北京觸及西藏政治的洋人，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西藏問題專家湯姆　格林費爾德（Tom Grunfeld）在藏學會議期間發言，重炮攻擊達賴喇嘛和藏獨，批判西方的「反華勢力」，一副對中共感恩、邀功唯恐不及的樣子。（筆者行文至此，有朋友傳來這位美國教授的朋友　　英國專家Jonathan Mirsky　　寫的一篇文章。他指控新華社像毒販拚命傳播毒品一樣，故意歪曲湯姆先生的原意。在他們的誹謗官司沒有開打之前，筆者在此仍然採用新華社記者倪四義的報導。）

深層研究將是西藏文化的勝利

北京專制者喧賓奪主的勝利看起來輝煌，實際上卻是暫時的、表面的、膚淺的。歷史將會顯示，在這場圍繞藏學的較量中，真正的勝利者是西藏文化。筆者之所以敢這樣斷言，首先是因為，藏學作為一門多學科綜合研究體系，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成為某個政權打擊、貶低對手的工具。和所有的科學一樣，藏學自身的目的首先是求真。學者們調查、思考、統計、論證，無一不是為了求真。求真就得有懷疑、有辯難、有民主的討論。而深入的真實，肯定是對邪惡與虛偽不利。對真實的全面認知，終將導致人們求善。作為西藏文化的主要內容的藏傳佛教，它所強調的最大的善，就是利樂眾生，就是對人類的愛心和慈悲心。

同時，藏學研究的深入化、具體化，必將引導世人更清楚地認識、理解西藏，引導年輕一代藏人更加認同自己的民族、回歸自己的文化。這樣看來，中共大興藏學的結果，反倒是幫了弱小無力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事物的發展總是不斷出現「歷史的反諷」。歷史總是出現與當事人的初衷事與願違的轉機。因此，那些悲觀地認為：「這場無形的戰爭勝負已定」、「達賴政府的影響力勢將越來越微弱」的人，顯然缺乏歷史的眼光，不懂事物轉化規律，單純以眼前一時虛幻的勝敗論英雄。

光是幫助發展經濟、製造表面繁榮，能使西藏人忘記他們民族的歷史屈辱嗎？這裡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中共認可、精心培養的小活佛噶瑪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質條件不可謂不好。但不管中共如何統戰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響來取代達賴喇嘛，一旦他稍為成熟，深層接觸了本民族宗教文化，他毅然選擇的，仍然是逃亡印度、投奔達賴喇嘛。在前不久達賴喇嘛登基60週年慶典上，他把中共指稱為「黑方魔力般的勢力」，辜負了中共辛苦培養一場。

據王力雄先生在西藏的調查，在中共培養下，學歷越高的藏族知識精英，其「恩將仇報」的藏獨意識越強烈。這是因為，知識精英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思考能力和獨立人格，決定了他們他們對平等、自由有著比常人更深切的渴望，更不能容忍異族的壓迫和歧視，也更不能對專制者「妖魔化」他們的歷史保持長久的沉默（筆者在海外結識的藏族朋友就是這樣一批人）。因此，筆者從我們漢人的自身利益出發，還是請中國政府灰(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