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6日，随着COVID-19病毒在中国安徽六安再次袭击六安，核酸检测仪日夜工作。（图片来源：TPG/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12月4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高芸编译）近日，一份美国众议院威廉亚洲官网 调查报告指出，耗费美国纳税人资金的中国实验室很可能是新冠病毒（COVID-19）的源头。该病毒已导致超过120万美国人失去生命。此前，当选总统川普(特朗普)要求中国政府就放任病毒蔓延支付数万亿美元的赔偿金。
据《纽约邮报》报导，美国众议院新冠疫情特别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20页的报告。报告称，在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四年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
这一结论并非突然，此前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及包括前联邦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在内的多位前联邦高官都得出过相同判断。
该报告通过征询更多前政府高官意见，进一步佐证了实验室泄漏理论。同时报告也重申了一个关键事实：在武汉疫情爆发中心，确实存在由美国联邦资金支持的高风险功能获得性研究。
78岁的川普近期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要求北京给出交代并承担责任。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虽然声称在私下场合提及过透明度问题，但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三次公开峰会中都未曾触及这一话题。
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提议强制中国支付50万亿美元，用于补偿其他国家因病毒蔓延造成的生命损失以及经济社会影响。去年，他还倡议召开“全球赔偿峰会”。
如果这一峰会得以召开，共和党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将为追究所有相关方责任提供重要参考。
报告称：“新冠病毒在武汉首次出现，而武汉恰恰是中国最重要的SARS类病毒研究实验室所在地。”这一观点呼应了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2021年的突破性评论，即这种呼吸道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出来的，还是自然从动物身上出现的。
报告进一步披露，在疫情爆发前一年的2018年，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与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合作，向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申请资金，计划制造一种具有SARS－CoV－2特征的病毒。
报告称，在向DARPA提交的申请中，双方表示打算制造一种携带弗林蛋白酶切位点的类SARS病毒，而这恰恰是导致人类易感新冠病毒的关键特征。
这项名为“解除计划”（Project DEFUSE）的申请提交于2018年5月，虽然最终未获资助，但多位科学专家、在任和前任联邦官员以及国会议员都认为，这是制造SARS－CoV－2的“蓝图”。
例如，前疾控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博士近期指出，未获批的项目可能通过其他拨款渠道进行研究。据美国知情权组织获得的项目文件显示，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博士起初试图淡化武汉研究人员在“解除计划”中的参与程度。
根据2023年6月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2014年至2019年间确实通过生态健康联盟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拨付了近60万美元，用于另一个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风险”的项目。该项目包含将天然蝙蝠冠状病毒与SARS和MERS病毒结合的基因实验，最终产生了混合（又称嵌合）冠状病毒株。
众议院新冠调查小组的报告还强调，武汉病毒研究所此前就有在低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空气传播病毒研究的记录。
报告指出，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中方研究人员在BSL－2级别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这一级别不要求全程戴口罩，防护设备也相对简单。而在美国，此类研究必须在更严格的BSL－3级别实验室进行，需要全程使用专业呼吸器并配备更完善的防护装备。
报告认为，声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动物的说法缺乏有力证据，而且如果病毒确实源自野生动物贸易，一些关键证据至今仍无法找到。
报告提到，在2002年SARS和2012年MERS等此前的疫情中，研究人员都能找到被感染的动物，最早期病例都出现在接触活体动物的人群中，并能在动物体内发现病毒的祖先变体。但对于COVID-19病毒，这些关键证据却一个都没有。
在周二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该调查小组的民主党成员认为，虽然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证据“主要是间接的”，但这一理论“具有合理性”。
该报告指出，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博士最初向特别小组作证时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已公开了所有由该联盟资助研究获得的类SARS冠状病毒序列。但他后来承认，自己并不清楚该所是否还持有其他未公开的病毒或基因序列。仅这一点就使人难以排除该所涉及SARS－CoV－2或其祖先病毒的实验室工作。
这份由民主党撰写的报告还提到，“解除计划”的一位参与者在作证时表示，他甚至不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最终是否开展了申请书中描述的实验。
特别小组委员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报告总结认为，考虑到几个因素：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收集和实验室工作范围不明、“解除计划”与SARS－CoV－2的相似性、该所与中国军方的关联，以及疫情爆发地点与中国顶级冠状病毒研究实验室如此接近的巧合，实验室事故理论确实可信。同时，他们也认为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理论同样“合理可信”。
生态健康联盟强烈否认资助了危险的功能获得性研究，这与国立卫生研究院首席副主任劳伦斯・塔巴克（Lawrence Tabak）博士的宣誓证词相矛盾。该机构的代表此前向《纽约邮报》表示，他们的工作完全符合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条款和实验监督要求。
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持不同意见。今年5月，该部门以“可能违反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安全协议”且未提交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现已被禁）进行实验的审查为由，暂停了生态健康联盟的所有联邦拨款资格。
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在这场争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领导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曾资助了生态健康联盟在武汉的高风险研究，但他却多次淡化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实验室泄漏理论最初在脸书（Facebook）上被视为虚假信息遭到封杀，后来才逐渐获得广泛认可。
“世界理应得到答案，在找到答案之前我决不罢休”，拜登在2021年发表书面声明中说，“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COVID-19的起源，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大流行。”
而中国则始终拒绝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