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由历史学者出的一词。（网络图片）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不是一回事。“大饥荒”一词则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中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中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
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
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中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16万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中共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而编造的谎言，因为在这三年当中在全中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他年份的情况相当。
人民公社“大食堂”让村官握有生死权
1958年，毛泽东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中国农村推广。公社不再给农民发放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
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收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
到1960年，凡是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挖野菜、吃树叶充饥。
1958年，毛泽东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网络图片）
村官父亲做“贼”救了一村人 增寿二十年
父亲退休时，正值我事业如日中天，很少在父母面前尽孝。一日，会议间隙，我抽空来到父母家。当时父亲大病刚愈，在大门外纳凉。我拉了一个小凳坐在父亲身边。父亲气色不错，红光满面，我非常高兴。
刚坐下，一江湖看相的路过，高声说：“呵，这老先生气色不错。不过，您刚害过一场大病吧？不要紧，不要紧，老天爷给您增的寿还没过完呢，阎王爷不敢收您。”说完朗朗大笑。我心生厌恶，一边掏钱一边说：“你不就是巧要钱吗？给，给。”那意思是让他拿了钱快走。
父亲笑着说：“别慌，别慌。”示意给看相的搬座。为了让父亲高兴，我只好照办。那看相的坐下后，就和父亲聊了起来，聊得还很投机。大致意思是：父亲一生救人无数，积了大德，原来的天定年龄是六十四岁，因为救人多，老天爷，又给增寿二十年，能活到八十四岁高寿，福荫子孙后代等等。
看相的终于说完走了，临走时说：“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无时别强求，官场烟云转眼过，守心积德祈福寿。”说着，瞅了我一眼，那意思好像这几句话是对我说的。
我不屑一顾，嘴里嘟哝着：“瞎啰嗦，江湖痞子，不务正业。”父亲说：“方外人说方外话，都是大实话。我知道你不想听，你也听不懂，不过你得记住这几句话。”我没吱声，听了一会儿，父亲示意要回屋，我把父亲搀了进去。
回屋后，父亲忽然严肃了起来：“你的工作我不过问，但你记住一条，别随便整人。你们整人那一套，我比你清楚。你姊妹几个，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纪检委，纪检委，说白了，就是整人的那一套。刚才那个看相的说得不错，我确实是救了一个村的人的命，那一年，你才八岁……”。
下边是父亲的回忆。
1958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全家受株连被赶到了农村，全家住在一个一面靠别人家山墙，其余三面没有墙的临时拴牛的草棚子里，村里人看我们可怜，帮我们垒了三面的墙。
不久，县里来函，说父亲出身贫苦，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厂里继续上班。实际上，父亲是厂里的技术权威。父亲被赶走后，厂里的技术问题解决不了，部分机器停止运转，严重影响了生产。接到信函后，父亲非常生气，坚决不回去，并说：“村里人待我们不错，在哪儿都是干××主义”，父亲硬顶着没回厂。
不久，父亲当了大队干部。在大搞粮棉油、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各村都是大食堂。1958年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扔进了炼钢炉，所以家家户户没有一粒粮食。村里的库房里，粮食所剩无几，口粮大部分都交上去了，县里又要来检查。父亲急得嘴上起了火泡，连夜把村干部找到一块，商量如何才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口粮。
人命关天，人心就齐。大家在父亲的带领下，在岗梁最隐蔽的地方挖地窖，把粮食藏了起来。另一拨人由队长带领，抢收地里仅剩的十几亩没收回的红薯。这一切都是夜里抢着干的，不敢点灯，全凭月光和星光。人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点火抽烟。抢收红薯，妇女们都上地了，在前面用镰刀割秧，后边是牛犁，男劳力挑着担子往地窖里挑红薯，整个是流水线作业。
天放亮时，十几亩红薯收完了，库房里的粮食也藏了完了，父亲松了一口气，却晕倒在地头。村民们把父亲抬回了家，我们全家都吓哭了。
太阳出来两杆子高，父亲又去应酬县里来的检查团。昨晚上抢收的红薯地已经种上麦子。在现场会上，检查团表扬父亲：第一个保质保量完成了冬播任务。批评父亲最保守，今年是交粮最少的一个队。父亲表态说：“争取明年当个交粮状元！”
说到这里，父亲自我解嘲的说：“我这一生啊，就偷了这一次，当了这一次贼，而且还是个大贼，带领全村人偷。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中午我叫伙房给他们蒸了一大锅红薯，担到库房里，让他们吃了一顿饱饭。别看他们是从县里来的，他们也吃不饱，一天配八两粮食，他咋能吃饱？临走时，我又给他们每人口袋里装两个，让他们给孩子带回去！”
一会儿，父亲又接着说：“我当了一回贼，救了一村人。一百多户呢，老天爷给我增寿二十年。天公，天公，老天爷是最公平的。现在想想饿死人那几年，真是让人心寒呐，有的村子都死绝了十几户。咱哪个村，连一个浮肿的都没有，而且凡是咱村媳妇的娘家妈、娘家爹，有带孙子的，有不带孙子的，只要来咱村，都不能让他们饿着。我给伙房交待，做饭时，水放宽一些，大家均着吃，决不能让来咱村的人饿死。”
大饥荒中，被饿毙街头的中国农民。（网络图片）
父亲继续回忆着：“到60年开春，咱村的粮食也剩不多了，粮食就是全村人的命，日夜派人站岗，我和另外两个村干部轮流值班查岗。藏粮食的地方是最高机密，日夜派人守护。有一天，我值最后一班。天亮时，我回村里，路过村边一块豌豆地，那是离村最近的一块地。走到地边，看见一个人趴在地上。我到了跟前，是个老太太，我喊了两声，她没吱声。我蹲下身推推她，发现她已经死了，嘴里还噙了一嘴豌豆秧。”
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说不下去。我也被父亲讲的故事所震撼。停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我回村，找几个人把那个老太太给埋了。埋的时候，我没到跟前，惨哪。那天我值班，我要是早点发现，给她个热红薯吃，她就不会死。哪怕是给她端碗热水喝喝，她就不会死。”
父亲陷在了深深的自责中，也或许，这种自责已经深深的折磨了他几十年。我找不到安慰他的语言，机械的把茶杯递过去，父亲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几十年过去了，不敢回忆呀。乾红薯秧，本来是喂牛的，泡泡掺到红薯干里，人也吃了。喂牛的料，人也当饭吃了。总算熬到了割麦，村里没有断过伙，没有饿死一个人，连个浮肿的都没有。新粮下来了，总算过了鬼门关。这时，县里又来函，催我回去，我不得不回去。县里把咱们的房子退给咱们，我就把你们都接了回来。走的时候，全村人，村干部，大队干部，送啊、哭啊，拽着不叫走。”
父亲欣慰地笑着，朗声说：“我一生就不想当官，当右派没当成，反而当了二年的村官，救了一个村老百姓的命，老天爷给我增寿二十年。我今年八十岁了，还有四年的阳寿。有些事啊，你还别不信，我记得你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算命的说过，我是六十四岁的寿，六十四岁我没死，我还想是算命的没算准，今儿个，看相的说我救人多，是老天爷给我增的寿。既然是老天爷给我增的寿，咱就好好活着，还得积德行善，对得起老天爷。八十四岁我死了，说明看相的看得准，你们就别再相信无神论了，还要教育孩子们守德性，把我这一生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如果我活不到八十四岁，或八十五岁以后，信不信神你们自己看，反正神也不会因为人不信就不存在了，凡事多行善，对自己、对后代都有好处。”
父亲活了八十四岁零一百一十二天。
很早，我就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以慰父亲在天之灵。一是父亲生前夙愿，二是告诉所有人：作恶多端必自毙，善恶有报是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