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怪杰、民国奇儒辜鸿铭。（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鸦片战争后，大清屡战屡败，见识到西方枪炮、船舰的威力，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全盘西化”说开始迅猛发展，西方文化广泛传播，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再加上五四运动后，胡适等知识分子名流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声称只有全面引入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技术，中国才有出路。“全盘西化”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报馆风起，学会林立。就在那样泥沙俱下的时代出现了一个逆流而上的身影，他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对歪曲儒家经典的伪汉学家大加鞭笞，嬉笑怒骂、特立独行，欲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于乱世，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他就是清末民初的“文化怪杰”、国学大师辜鸿铭。
“东西南北人” 抵制“黄祸论”第一人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家庭背景颇为特殊，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辜鸿铭天资聪颖，语言天赋甚强，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十几岁便赴西洋留学深造。辜鸿铭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多国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1880年，24岁的辜鸿铭学成归国，奇特的是，精通西学的他回到中国，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开始真正苏醒，他剃发蓄辫，一边在殖民政府任职务，一边研读经史子集，潜心典籍数年，从一本《康熙字典》开始，苦读东方华学。他在晚清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做“通译”，开始了以英文写作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的确是背景多元化的、最早成功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者。
那个时期正逢19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提出“黄祸论”，认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将威胁欧洲，呼吁欧洲白人联合抵制黄种人。这种论调在西方掀起人们对中国人的敌视。鸦片战争后，大清的失败更使得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为落后和野蛮的国度，而且当时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误解和曲解，也导致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辜鸿铭心生愤懑，认为这些人糟蹋了中国文化，歪曲了儒家经典。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文明与混乱》一文，向西方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道德价值，驳斥西方的偏见，因此他被人誉为抵制“黄祸论”第一人。
学贯中西 文化的桥梁
在那个中西文明激烈冲撞交会的时期，辜鸿铭仿佛应运而生，站在了东西方文化之间。他本身对西方学术有深厚的造诣，后来又精研儒学，他便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传往海外印行，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辜鸿铭是第一个将儒家经典，用精湛的英文和德文传到西方的中国人。他在《论语》译序中表达，希望西方人通过他的译作，反思他们对中国的成见，并修正谬见。
辜鸿铭在翻译中注重意译，而不是机械性转换。他的翻译工作是创造性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他在古老的东方理论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的妙语，这样的译作和那些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生硬的儒经译本有天壤之别。辜鸿铭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正是缘于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作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游刃有余。由于出色的翻译，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除了翻译儒家经典，辜鸿铭还著有《清流传》等作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的著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大力宣扬中国文化。“中国学”一词在西方社会造成了如雷贯耳般的效应，引起轰动，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信说，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尝试理解孔子、孟子和老子的思想。他二人在信件来往中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促成一段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推动日本近代立宪过程中，倾向于西方文化，他来中国旅游时言语中对孔孟之道不屑，认为孔子过时了，作陪的辜鸿铭当场反驳道：“孔子的学说乃是贯通古今的大道理，恰如数学，千年前是三三如九，到如今仍然是三三如九。贵国没有孔子之教，单凭洋人的东西，岂能发展到今天？”伊藤听了若有所思，无法反驳。辜鸿铭谈吐尖锐，大胆抨击一切弱化中国文化的言论，反而赢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印度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当时在西方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英国作家毛姆、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等也都曾拜访过他，在国人崇洋的年代，这些西方文化名人却赶往北京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去拜访被国内主流文人嘲讽冷遇的辜鸿铭，实乃一大奇观。他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售票演讲，开中国演讲售票的先例。在当时京剧名角梅兰芳最高票价1元2角，辜鸿铭的演讲票价却是2元，还场场爆满。
忧国忧民 清朝最后一根辫子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成为“革命”的象征。辜鸿铭却坚持留辫子，表达他对传统文化的忠诚。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他留辫子，被陈独秀等人嘲讽为“复古后退的老怪物”，他穿长袍，到处宣扬“尊王”，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这个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一道风景，当他走进课堂，青年学子哄堂大笑，辜鸿铭却说：“我的辫子在脑后，你们的辫子在心里。”不可一世的大学生们顿时石化。
辜鸿铭这样解释留辫子：“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我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可惜当时的人们自作聪明，对他一言以蔽之“古怪”，难以理解他的深意。事实上，辜鸿铭的认识远远超前，他告诉国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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