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Public Domain）
【看中國2024年1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李德言報導）武漢封城四週年之際，流亡澳洲的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於2024年1月22日在一次網絡讀書會上分享了他在國內花了8個月如何完成紀實文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的驚險過程。該書被《經濟學人》雜誌等評為2023年度好書。
2022年3月在澳洲出版的書籍《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記錄了慕容雪村在2020年武漢封城後期在武漢採訪了一個月後記錄下的封城人民的聲音。
以下是他在讀書會的發言摘錄。
關於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其實這本書的起源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當時我在北京，跟所有被嚇壞了的中國人一樣，我在家裡儲存了大量的糧食，幾乎從來不出門，有時候哪怕出門取個快遞、取份外賣，我都要拿消毒酒精先噴一噴，特別的小心。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好像只出去過兩次，後來一次出去的時候已經是3月末了。在北京當時各種各樣的花都已經開了，就是迎晚春了。我走到北京的一個路口，被面前的景象驚呆了。大家都瞭解，北京是一座1700萬人口的城市，馬路上永遠都很繁忙，可是在2020年3月末的那一天，我站在那個紅燈路口，所看見的只有交通燈寂寞的從紅變綠、從綠變紅，我往前看、往後看、往左看、往右看，都看不到一個人、一輛車。
這是很詭異的景象。當時我就忍不住想，在千里之外的武漢，在那座被封鎖的城市，那裡的人又該過著怎樣的生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好朋友、澳大利亞的一位教授，他給我打來電話。這通電話很簡短，但是對我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大。他問我說：「慕容，你在什麼地方？」我說我在北京呢。然後他就問：「在北京，你為什麼不在武漢？」
這個話其實問的並不是特別有道理，但對我來講，就好像是有人在我腦袋上敲了一棒子似的。我想對啊，我為什麼不在武漢？一直以來我都特別想做一個在現場的作家，去記錄那些發不出聲音來的人的那些聲音，去記錄那些無法講述自己的故事的人的故事。而新冠已經發生了兩個多月了，我居然哪裡也沒去，就躲在自己的家裡，難道我不應該在武漢嗎？
所以正是因為這通電話，我就下定了這個決心要去武漢，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聲音，我要記下他們的故事，我要幫助他們發出聲音來，而且要讓這聲音被全世界聽到。就這樣很快的，我就跟這位教授打了另外一通電話，我走到一個特別隱蔽和僻靜的地方，我們用保密軟體通了一次很長的電話，就和他講好了我要怎麼樣去武漢，要怎麼樣寫這本書，同時我也在緊張的準備。我買了大量的口罩、護目鏡、手套以及消毒的酒精，把這些東西全都裝到行李裡，然後買了一張去往武漢的火車票，在2020年4月3號，我就踏上了這個行程。我在中國曾經坐過大概幾百次火車。
我們都了中國的火車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是人滿為患的，但在那一天，我所乘坐的那列火車，在我那個車廂，從北京到武漢6個小時，只有我一個人。還在火車上的時候，剛剛進入湖北省境內，我的電話就響起來了，號碼很奇怪，6個0，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電話。但是我一生中接過很多次這樣的電話，他們大多數是來自於秘密警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保打來的，秘密警察打來的。他們一定是發現了我的行蹤。那個電話我一直沒有接，就看著手機一直響，到最後自動挂了，過了一會兒電話再次響起來，但我還是沒有接，然後這次對方的耐心顯得並不是那麼充足，很快這通電話就斷掉了。
我為什麼不接呢？我當時也是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因為那通電話不好接，如果接起來他們不允許我去武漢，我怎麼辦？所以我就假裝沒聽到。那麼這樣呢到了武漢，列車停下來，我提著行李走到車廂門口，那個列車員在說：「你要下去啊？」
我說是的，他說現在武漢還在封城呢。我說我知道。他説：「可能很危險哦。」
我說這個我也知道。在武漢的整個期間，我相信我的行蹤，包括我見誰，秘密警察全都有所掌握，他們可能不完全知道，但我想他們知道我在武漢在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到達武漢的第一天，我住在新華路上一個很好的酒店，我本來計畫在晚上出去走一走，雖然沒有出租車，那個時候也沒有公交車，但還有很多共享單車，我想我可以掃碼騎上一輛，在夜裡走一走武漢的街道，得到第一步的感受。但那個時候我住的酒店到夜裡都上鎖，我出不去，就只能在18層樓上通過窗戶，俯瞰著眼前的這個武漢，這座1,100萬人的城市。那時候已經是深夜了，我看到的景象其實有一點驚悚，很多大樓都亮著燈，霓虹燈路燈、交通燈都在亮著，我看到很多立交橋，看到很多寬闊的馬路，但沒有人。而其它的燈都在閃爍著，我用有點羞恥的說法，看到這座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幽靈客廳。
這個景像我後來無數次的見到，比如說有一天我走到一個叫「王家墩」的地方，那裡本來是很繁華的市區，我在王家墩走到一個樓口，那裡停著特別多的車，路邊的牆上貼著一些海報，包括一張尋找走失老人的海報，一陣風吹過來，那張海報有半邊已經從牆上散落下來了，啪嗒啪嗒的響，有這些景物，但是缺了什麼呢，唯獨沒有人，怎麼看都看不見人，非常恐怖。
在清明節那天，我專門去了一個公墓，叫扁擔山公墓，清明節是中國人掃墓的日子，按理說，那裡應該人山人海才對，可是我走進去發現，那麼大的一座公墓，只有我一個人。我在一座座墓前停留、駐足觀看、思考。有一些很老的墓，比如說有一八九幾年的墓，但已經又有一些特別新的，就是新冠死難者剛剛下葬，墓碑還是嶄新的，能看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有的家屬寫在墓碑上的那些文字，都非常沉痛。
在武漢期間我去過很多危險的地方，比如說第一個，我當時特別想去華南海鮮市場看看。在那個時候，人們都認為華南海鮮市場就是病毒的起源地。當我去的時候這座市場已經全部被清空、封鎖了。有一排藍色的圍牆把這座市場的門嚴嚴實實的封了起來。通過這個圍牆的縫隙，隱約還可以看到裡邊的建築和攤位，可以聞到賣海鮮的那種咸腥的味道，但是不能進去。在外邊有兩個保安懶洋洋的在打盹，他們在看守這座空無一人的海鮮市場。我在那裡給自己拍了幾張照片，給自己錄影，講述我為什麼要看海鮮市場。視頻剛錄到一半，那兩個保安醒了，就走到我面前來，非常粗魯地呵斥呵斥我：「哎，不許錄像！「我說：「為什麼不能錄啊？」其中一個保安態度要和藹一點，他說：「最近美國正拿新冠這個事大做文章，你不要錄這些，萬一成了給他們刀把子，成了他們陷害中國的證據，那就不好了，你說對吧？所以不能錄。」
我也不想跟他們爭，所以就走開了。我也去過武漢的中心醫院總部，去過它的南京路分院，也去過李文亮所在的醫院，在武漢中心醫院裡，都能看到有些年輕人往醫院台階上獻花，而且我們很容易知道這些花是獻給誰的，是獻給在3個月前不幸去世的李文亮醫生，後來我跟這些年輕人聊天，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每個人都在可以自由出入小區後，覺得自己有一份責任，要去祭奠和悼念李文亮醫生。我也去過火神山醫院，當時號稱是建設最快的醫院，我去的時候火神山醫院基本已經沒有人了。而且那邊把守森嚴。我剛走進去不久，就看到旁邊兩邊的橘子樹都在開花，有股很好聞的花香味。我剛走進去幾十米，就有一個中年男人站出來，他說：「哎，你是幹什麼的？」我說不幹什麼，就進來看看。他說：「不准看，趕緊出去。」就這樣把我給轟出去了。
還有那個武漢P4病毒研究所，那裡比較遠。我專門跑過去看，但是沒有走近，離這差不多有200米，那裡有武警把守，而且氣氛非常的緊張，並不像華南海鮮市場那兩個保安那樣那麼懶散，每個進出的人都要受到盤查。我當時繞著這個P4研究所走了小半圈，我確定我自己不可能進得去，所以最後就怏怏的退出了。還有包括金銀潭醫院紅十字會醫院，我也去過很多的受難者家裡，在採訪的過程中我跟這些家屬一起吃飯一起聊。很奇怪的是，我當時在北京對這個病毒特別緊張，我到了武漢之後反而一點都不緊張了，我去這些危險的地方，去死難者家裡邊，跟這些死難者的家屬、跟那些感染過新冠的重症病人握手、一起用餐，我一點都沒有負擔。
後來很多朋友會問我說，你這個轉變是怎麼怎麼實現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為什麼在北京你會那麼緊張，到了更危險的武漢你反而不緊張了呢？這個問題我要想一想才能有答案。我的答案是這樣的，在北京最可怕的其實就是新冠病毒，但等我到了武漢，發現最可怕的不再是病毒了，而是另外一個東西，我想在座的已經猜到了，是的，是中共政府。
在那個時候，已經有多位公民記者去過武漢了，他們走進停屍間、走進醫院，他們報導武漢市民的生活，像方斌，他直接在停屍間裡邊報導：「你看這個死了，那個也死了。」讓外界得以知道武漢真實發生的事情。但用不了多久，這些公民就一個接一個地失蹤，方斌是2月份失蹤的，李澤華是3月份，陳秋實隨後不久也失蹤。不僅是失蹤，而且壓根就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而我當時很清楚的知道，我去武漢就是要採訪記錄，要寫這樣一本書。而我隨時都有可能像方斌、像李澤華一樣被失蹤，然後關在某個不見天日的小黑屋子裡邊，不知道何時才會被釋放。
不過，我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我做的工作和記者的工作不完全一樣，也就是說，我所發現的不會及時發表出來。我會蒐集整理，然後慢慢的去做，直到他變成一本書。所以一直到最後他們都沒有對我採取什麼特別強硬的措施。不過在武漢期間，他們整體上一直在盯著我，以至於我在整個武漢期間特別的緊張。我每次在出門、離開我酒店房間的時候，我都會在門縫裡夾一張小紙條，然後很小心的把門關上，回到房間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檢查那個小紙條在不在原來的位置。如果不在了，我就知道有人進過我的房間了。
有一天大概夜裡12點鐘左右，我正在那整理一天的採訪材料，主要是錄音。突然聽到外邊走廊裡傳來說話的聲音。那個時候那個酒店幾乎沒有別的客人。我聽到外邊這兩個男人說話的聲音，讓我特別的緊張。我就悄悄地走到門後面，把燈關了。通過那個門禁小心的往外看。可是這兩個說話的人並不在我的視線半徑之內，我什麼都看不到。我當時就有感覺，就是他們要來抓我了。我站在黑暗中，大氣都不敢出，靜靜地等著。半個小時之後我才緩過神來，發現已經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到現在也不確定那兩個人是隨機住店的客人，還是秘密警察。
我想更可能就是住店的普通人，但我當時那種緊張的反應，你可以想像到當時的空氣、當時的氛圍，有多麼緊張、多麼恐怖。我為什麼最後會離開武漢呢？我在武漢大概待了一個月左右。按我當時的設想，我還要採訪更多的人，找更多的材料。當時張展也在武漢，他們決定跟幾位死難者家屬一起維權。我想我不會直接去做這種事，但我會跟著他們，我會看他們怎麼做、怎麼說，我會做好記錄。我還想再去華南海鮮市場去找那兩個疲倦的保安，我想再跟他們聊一聊。因為這些會是很好的寫作細節。但這些計畫都沒來得及實現。
就在我到達武漢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候，我接到了另外一通電話，來電者是名北京口音的男士，也是一個神秘的號碼。電話剛一接通，他就非常粗魯的問：「哎，你去武漢幹什麼？」
我當時反應很快，我說不幹什麼，我就是來看看啊。
對方說：「看看，那看看你可要小心啊，你可千萬別感染了，你要感染了，那可就麻煩了。」
從表面上聽來，這通電話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像是兩個朋友平常的交流和問候。但作為一個常年被秘密警察監視監控、甚至約談的這樣一個老的意見人士，我很清楚的知道這通電話意味著什麼，這就是在威脅對方，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你不要跟我耍什麼花樣，你在哪裡做什麼，我們全都知道。「
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已經採訪了幾十個人，積累的採訪資料大概有100多萬字，這些變成了我的負擔。發現這通電話之後，我一晚上都沒有睡好，只想怎麼辦，如果繼續在這裡採訪下去，那他們很可能要對我下手，到時候把我的手機電腦一檢查，這些就全都前功盡棄。所以想來想去，我決定先保住這100萬字再說。所以我就緊急的準備離開武漢，在我去武漢的時候，還沒有這個健康碼行程碼，共產黨還沒有開啟二維碼統計。
當我離開的時候已經有健康碼了。我去武漢的時候不需要核酸證明，離開的時候各地都需要核酸證明了。所以我去醫院裡邊做了一次核酸檢測，拿到陰性證明之後，我就離開了武漢。我沒有直接回北京，因爲在北京我隨時處於秘密警察的監視之下，有那麼多眼睛盯著我，我想他們一定不會允許我順順利利的把這本書寫完。我得找個別的地方，我對四川比較熟，我知道四川有個地方可能會比較安全，那就是峨眉山。我就買了一張火車票先到了長江對岸的湖南嶽陽，待了一晚上，然後從岳陽買了一張飛機票飛到成都。在成都我有特別多的朋友，但在這個時候我沒有見任何一個人，我直接又買了一張汽車票去了峨眉山。我本來打算住在一座寺廟裡，把這本書寫完。但在疫情期間寺廟不開放對外住宿。所以我只能找一家酒店，在那裡住了8個月，直到把這本書寫完。
在這8個月中也有很多次特別驚險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張展被捕。在我離開之後大概十幾天，張展就突然被捕了。她被捕之後，武漢的朋友告訴我一個消息，說有一次我們大家在一起聚餐，聚餐的大概有十幾個人，後來還拍了照片，照片上的每個人留在武漢，都被警察約談過了。這位朋友告訴我說：「你肯定跑不了，你肯定是下一個。」這個話真是把我嚇壞了，我就把電腦清空，把所有的資料傳給我的朋友，讓他保存。我在電腦裡邊下載了兩個特別弱智的桌面遊戲，那兩天全都在心不在焉的玩這兩個遊戲，等待他們上門。那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這些警察可能也怕感染，他們一直沒有來找我。過了兩天我想這樣不行啊，不能乾等啊，還是得幹活，所以我把這些資料下載下來，傳輸回來又重新開始工作。
在這8個月期間，他們有幾次打電話過來，打電話的有的是北京國保，也有四川本地的國保，電話內容幾乎都是一樣的，就問你現在在幹什麼呢？我肯定不能說實話，對吧？所以我就告訴他們，我在這裡寫一個科幻小說。如果對方還要繼續問，我就會繪聲繪色地講這個科幻小說的內容，這個科幻是怎麼科幻起來的，中間的愛情是怎麼樣的，這個人物叫什麼，說的有鼻子有眼。這其中也有個原因，因為在那之前我恰好跟朋友在策劃一個科幻的電影，劇本已經寫了幾稿大綱，所以我對這個故事很熟悉。我想這個一定是很有作用，我相信這些國保們聽我講完這個故事，他們很多都相信了我，我說的這個就是我在峨眉山在那裡正在寫一個科幻小說。雖然我去過武漢，但你看我那段時間特別老實，我也不在社交媒體上說什麼，也不在微信朋友圈中說什麼，看起來好像真是一個守法的好公民一樣，正在寫一本科幻小說，他們大概會相信。
整個寫作過程中的這8個月，我的電腦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除了睡覺的時候。其實我在洗澡的時候，我都把電腦放在浴缸的旁邊。我其實有兩台電腦，一臺可以上網，一臺不能上網。我去任何地方都把這兩台電腦背在身上，同時每寫完一章，我就把這一章的內容傳給我在境外的朋友，讓他來保存，然後從我的電腦中刪除。我一章一章地寫，一章一章地傳，傳完最後一章的時候，我真是長出了一口氣，就感覺這件事終於完成了。那麼接下來即使再出點什麼事情，就是他們再找我，我至少完成了一件事情，完成了一個心願。
當最後一章傳輸完之後，我在保密軟體signal上給朋友留言，我說：「你記住，無論我接下來出什麼事，這本書都必須按時出版。」這位朋友說明白，在那個時候我真是認真的，我講無論出什麼事，包括我能想到的最壞的結果。因為一旦這本書在海外出版之後，我想他們一定會來找我，像方斌是關了三年，陳秋實也關了很久，李澤華也關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這個情況比他們更嚴重，因為我採訪了那麼多人，寫了十幾萬字而且在國外出版了，我大概能夠想到等待我的是什麼。當時我想如果運氣好的話，判個三年，運氣不好了判個五年六年，如果運氣實在太糟糕判到10年，又感覺有點太冤枉。我想既然走出了這一步，既然做了這樣的事情，那麼該來的遲早要來，那我就來承擔好了。所以在那個時候我說出這句話之後，我真是做好了準備。
後來這本書在澳洲的一家出版社快到出版最後階段的時候，這家出版社就覺得這樣不行，說：「你一直還在中國，萬一我們把這本書出版發行上市，媒體報導，你肯定會有巨大的麻煩，所以你必須出來，你要不出來，我們良心不安，一旦你被捕了，那我們將揹負巨大的道德上的壓力。」所以他們那時候幾乎每天都跟我聯繫，催我讓我趕緊離開。我一開始其實並沒太想離開，但被他們催的次數多了，我就想好吧，那我試試看。其實我並不確定我能不能走得成，因為在那個時候好多人也是被阻止出境，像我這種情況，在過去這些年裡邊，我寫了那麼多批評共產黨、批評習近平的文章，發表了那麼多次批評他們的演講，我在國保的這個名單上，排名還是比較靠前的，算是很敏感的人物，以前呢我也曾經被國保軟禁過、約談過，所以在那個時刻我真是不確定能不能離得開。但是既然這麼說了，那我想我就做一下準備吧，我買了機票。
就在出發前一晚上，我才開始收拾行李，一個旅行箱裡邊裝了二十幾本書，幾件衣服兩雙鞋，就這麼多。我當時在北京租的房子，一屋子裡邊都是我這47年來所積攢的、所建造的一切，不過都沒有帶，我就提著箱子去了首都機場第三航站樓。一位朋友去送我，快到機場的時候，他問我：「你覺得你能順利出行的概率有多大？」我說一半一半吧，只有50%的可能性。
到了海關，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很奇怪的是海關工作人員居然沒有問我太多問題，就看了看我的護照，看了看機票。我當時有份邀請函，是英國的一家劇團邀請我去倫敦，幫他們做一點戲劇上的事情，這個事情也是真的。這他們認為我可能就是出個短差，你看這個人連租的房子都沒有退，也沒有收拾什麼東西，只提了一個行李箱，這應該不是徹底離開的意思。就這樣我就離開了中國，先到香港，然後到倫敦，一直到飛機起飛的時候，我的心感覺才漸漸的落了地，感到才平安一點。到了香港之後，就是一種長出一口氣的感覺，我想現在基本上他們不可能把我抓回去。我到了香港發了一條朋友圈，告訴朋友們說我已經離開了，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可能回去了。
這樣就有人開始傳說我已經走了。後來我在倫敦待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一直在等澳洲的國境開放。澳洲國境開放之後，我第一時間到達澳洲，然後很快這本書就出版，而且還有不錯的結果。
澳洲版之後很就快出了，美國版、英國版啊、日語版也出版了，波蘭語版近期也出版了，還有其他的語種，比如說德語的、法語的也很快會出版。但比較奇怪的是，就像我剛才跟主持人講的，中文版反而一直出不來，到現在為止，很少有中文的出版社對這本書表示有興趣。雖然這本書在媒體上、報導上包括銷售上反響都不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經濟學人》雜誌把這本書評為年度好書之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雜誌叫《Kirkus Reviews》也把這本書評為年度好書之一。但有意思的是，這本書最應該出的中文版一直沒出版，最應該讀到他的中文讀者，一直沒有讀到，也是比較奇怪的一件事情。
（待續）
